共和國啓示錄第三卷（1）

掛了電話，我把手機放回口袋。台階下面幾個正在巡邏的安保看見我站在門口不走，往這邊多看了兩眼，認出是我之後又轉了回去。我把記事本合上，站在台階上，看著遠處臨江市區星星點點的燈火。一輛摩的在非機動車道上突突突地駛過，騎手戴著耳機在打電話，聲音被風吹散在夜色里。

過去一般老頭都是親自打電話的。從交大時期到我在臨江剛起步那幾年，他每次要見我，都是直接用他那個老掉牙的紅色座機撥我的手機，電話接通以後連個招呼都不打，直接喊名字——「蘇維民！我下周到你那邊去一趟。」後來他調進中央，升了國務委員，又升了副總理，這種直接撥電話的機會反而越來越少了。級別越高，規矩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拍腦袋就打學生電話了。但每次他通過秘書安排行程，都會讓秘書在最後加一句「首長讓您方便的時候給他回個電話」，那意思就是——公事歸公事，私事歸私事，回電話的時候就不是副總理和市長了，是老師和學生。

上次潑了我一臉茅台之後，這句「讓您方便的時候回個電話」就沒有了。老頭沒有再主動給我打過電話，連讓秘書轉達的口信都變得公事公辦，不再夾帶任何私人情緒。他只是隔三差五讓師兄弟們幫忙帶個話。大師兄轉達的是「讓他別老是加班，身體要緊」，二師兄轉達的是「聽說臨江的產業園不錯，讓他把材料寄一份到北京」，小師弟轉達的是「師兄，老師說上次那酒太猛了，但他嘴硬，死活不肯道歉」——小師弟那張嘴向來最不把門。這些帶話都有同樣一個潛台詞：老頭還在生氣，但氣歸氣，他還是我的老師，還是在盯著我的一舉一動。

這一次他親自派秘書通知視察行程，還讓秘書帶了一句「那杯酒早就不記得了」——這句話本身就是在說，他打算借這次視察把之前的不愉快翻篇。但翻篇之後呢？

作為國家領導來視察地方，我是不慌的。臨江的GDP增速在全省排前三，重金屬提煉產業的產值連續十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生物制藥產業園一期已經入駐了二十幾家企業，華民和亨泰作為臨江兩大民營旗艦，各項指標都經得起查。西服是合規的，票據是齊全的，彙報材料我心裡早就有了框架。老頭在考察點現場問甚麼刁鑽問題我都不怕。

我唯一擔心的，是老頭這次來又要撮合我和蘇晚。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壓不下去了。老頭這輩子對自己認准的事從來不死心，而撮合我和蘇晚是他認准了快十年的事。當年在交大的時候他就是這個主意，後來我選了母親他氣得半死，再後來他把蘇晚從北京調來臨江放在我身邊當秘書，每一步都像是他預先布好的棋。現在母親走了，檔案上我已經是單身，在老頭眼裡，這盤棋等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了收官的時候。他這次來臨江，行程表上寫的是「聽取彙報」「考察企業」「與基層幹部座談」，但在我心裡，那張行程表的背面一定用看不見的墨水寫著四個字——驗收成果。

我把記事本和筆收進公文包，在台階上站了幾秒，然後邁步往下走。周鐵軍在大門口值班，看見我走出來，朝我點了下頭。我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告別。夜風從街對面吹過來，帶著混凝土攪拌站飄出來的水泥粉塵味和遠處不知誰家陽台上晾著的衣服被風吹動的窸窣聲。

我得回宿舍一趟。不是因為蘇晚可能在——她已經走了，她說「早點回來」之後就拎著那個LV紙袋出了門，她的習慣是話說完了就不會在原地逗留，不會像薛曉華那樣趴在門口等。但我得回去把彙報材料的大綱拉出來，明天一早讓辦公室往省裡報。而且剛才在薛曉華辦公室里那場折騰，襯衫後背又濕了一遍，新西服袖子上沾了真皮沙發上的皮革護理油，得回去換一套。

我走到路邊，招手攔了一輛出租車。這次沒打摩的——市長坐摩的白天還能說是親民，晚上坐了人家看不清你是誰，反而容易出事。出租車司機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收音機里放著評書，單田芳的沙啞嗓音在車廂里回蕩。司機從後視鏡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得眼熟，但沒認出來，只是問：「老闆去哪個方向？」

「市府宿舍。」

車子駛過老城區的時候，我透過車窗往外看。街道兩旁的店鋪已經關了大半，只剩幾家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和燒烤攤還亮著燈。燒烤攤的炭火在夜色里發出暗紅色的光，油煙順著鐵皮煙囪往上飄，幾個光著膀子的男人圍在塑料桌前喝啤酒，腳邊趴著一條懶洋洋的土狗。這些場景和我幾年前剛當市長時一模一樣——臨江的夜晚是屬於這些人的，不是屬於雙子塔和玻璃幕牆的。周老頭要看發展數據，我能給他背得一字不差。但他如果想看真正的臨江，應該在這個點來這條街，在燒烤攤旁邊坐一會兒，聞一聞孜然和炭火的味道。

車子拐上市府宿舍門前那條栽了兩排行道樹的窄路。車燈光柱掃過路緣，一隻野貓從垃圾桶後面躥出來，消失在牆角的暗處。我付了車費，拉開車門走出來。樓道口的聲控燈今天早上被蘇晚換了新的燈泡，我這會兒咳嗽了一聲，那燈就亮了，乳白色的光照在樓道口那扇生了鏽的鐵門上，把鐵門上貼著的「創建文明社區」標語照得發白。

我用鑰匙開了門，客廳里黑漆漆的，沒有開燈。蘇晚走了。窗簾還是下午她拉上的那個位置，沙發上被她重新拍過的靠墊還鼓鼓地立在原位，茶几上她留下的那瓶礦泉水我喝了一半。空氣里那股極淡的白茶清香還沒有散乾淨。我把燈打開，在玄關換了拖鞋，走進臥室，從衣櫃里翻出一件乾淨襯衫。舊襯衫袖口上那幾塊鐵鏽色的印子還在，被洗衣液泡過無數次之後已經淡了很多，但在白色面料上依然依稀可辨。在薛曉華辦公室折騰了一下午，身上那件的後背已經被汗浸透了，貼在皮膚上黏得難受。

我把舊襯衫搭在椅背上，拿起乾淨的那件剛套上袖子，正在系扣子，手機又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來一看——還是北京的區號，但不是剛才那個加密座機號段，而是另一個號碼。我盯著屏幕看了兩秒，腦子里迅速排除了幾種可能性。不是周教授的秘書——秘書剛才已經通知完了，不會再打。不是蘇將軍——蘇將軍現在大概在瀋陽軍區做出發前的最後部署，沒空給我打電話。那還能是誰？

我握著手機的手指微微收緊，屏幕上那個北京區號的號碼在黑暗中亮得刺眼。窗外遠處有一輛垃圾車正在收垃圾，鐵桶碰撞的聲音隔著玻璃傳進來，悶悶的。我剛換上的乾淨襯衫領口還沒翻好，衣領翹在脖子後面，被夜風從沒關嚴的窗縫里灌進來，涼颼颼的。

「您好，我是蘇維民。」我把電話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騰出雙手把領口翻下來。

那邊傳來的是一個平穩、克制、沒有任何多餘情緒的聲音，這種聲音我在官場上聽過很多次——不是那種裝出來的嚴肅，而是被訓練過的、把每一句話都當成保密文件來對待的聲音。「蘇市長您好，我這裡是國家安全機關。下周我將隨同首長到臨江視察，相關事項省委會提前通知您。今天這通電話，是想提前跟您溝通一件涉密事項。」

他頓了頓，確認我沒有插話的意思，才繼續說下去。「您有一位在交通大學時期的同學，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中文名伊薇。她目前擔任臨江市三家國有企業在歐洲的聯合總代理，同時是您和江曼殊女士的兒子的監護人。根據我們的檔案，她的父親是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後流亡海外的反對黨——全俄民主聯盟——的核心成員，該黨目前在法國、德國和波羅的海三國仍有活躍組織。近日軍方針對西伯利亞的維和行動遭到了部分蘇聯自由派流亡人士的公開反對，他們在歐洲議會和幾個主要國家的媒體上發起了針對中國維和行動的輿論攻勢。中央需要您利用好與伊薇女士的個人關係，嘗試通過她接觸該圈層，瞭解其組織架構、核心訴求和下一步行動計劃。」

他停了一拍，聲音壓低了些許。「這不是正式的任務下達，正式指令會通過省國家安全廳的同志向您當面轉達，並全程提供必要的支援和保障。今天這通電話，只是提前讓您有個準備。」

我把領口最後一顆扣子扣好，走到窗邊，伸手把窗簾拉開了一條縫。窗外的街道空空蕩蕩，路燈昏黃的光打在行道樹的葉子上，投下斑駁的影子。宿舍樓下停著一輛白色的麵包車，車頂積了一層灰，看不出在上面停了多久。我盯著那輛車看了幾秒，然後把窗簾拉回原位。

「我明白。我會做好準備。」我說。

電話掛斷了。我站在窗前，手裡攥著手機，屏幕慢慢暗下去。房間里安靜得只剩下牆上那只老式掛鐘的秒針在咔噠咔噠地走，和我胸腔里心跳的節奏。

薇拉。

我把這個名字在舌尖上滾了一遍，像在翻一本很久沒打開過的舊相冊。交大時期的薇拉——那時候她還叫伊薇，中文說得比大多數中國學生都標準，但偶爾會在捲舌音上露出一點東歐口音的尾巴。她是中蘇混血，父親是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的外交官，母親是上海本地人。她在交大學國際貿易，和我同屆不同系，是在周教授的國際經濟政策研討課上認識的。她那時候總是坐在階梯教室的倒數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桌面上攤著一本俄文原版的《資本論》，書頁的邊角被她用鉛筆寫滿了批注，密密麻麻的斯拉夫字母在日光燈下像一排排整齊的螞蟻。

她不怎麼說話，但每次提問環節都會用最簡短的話問出最難回答的問題。有一次老頭在課上講休克療法對東歐經濟的衝擊，她舉手站起來，用三句話指出了老頭數據模型里一個被忽略了半年的變量偏差。整個教室安靜了五秒，老頭摘下眼鏡擦了擦，說了句「好」。

後來我知道她是蘇聯外交官的子女，再後來知道她父親在八一九事件之後因為屬於反對葉利欽的派系而被迫流亡。那場事件里，蘇聯的保守派沒能阻止葉利欽上台——但幾年以後，葉利欽自己也沒能坐穩。他的激進私有化政策導致了惡性通脹和寡頭壟斷，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亞佐夫元帥在最高蘇維埃的支持下推翻了葉利欽政權，建立了以軍人技術官僚為主導的新政府，取締了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政黨。薇拉的父親所屬的全俄民主聯盟就是被取締的黨派之一，核心成員遭到逮捕或流亡，她父親帶著全家人輾轉經波羅的海逃到了法國。薇拉沒有跟去。她留在了中國，留在臨江，用自己手裡那點殘餘的外交人脈和精通中俄英法四國語言的能力，幫臨江的企業把產品賣進了歐洲市場。那是臨江製造業第一次直接接觸到歐元計價的訂單。她不需要參加任何招投標，不需要走任何灰色渠道，只要一封郵件、一通電話、一次在巴黎某家酒店大堂里的面對面會談，就能把訂單拿下來。臨江出產的服裝、玩具、電子零件，還有後來逐漸成規模的化工產品和稀土金屬，之所以能在歐洲市場站穩腳跟，薇拉的貢獻功不可沒。

從私人角度看，我更感謝她的不是那些訂單和外匯，而是另一件事。

她是我和江曼殊唯一兒子的監護人。

這個選擇說來無奈，但我別無選擇。當年那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我還在市政府辦公室當副主任，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只能睡五六個小時。江曼殊——母親——在孩子出生後表現出了一種讓我費解的反復無常。有時候她會把嬰兒抱在懷裡，坐在沙發上唱上海灘的老歌，一唱就是一個多小時，眼睛里有我從沒見過的溫柔。但更多的時候，她會突然把哭鬧的孩子往我懷裡一塞，換上一身緊得勒出每一道曲線的裙子，塗上正紅色的口紅，摔門而去。她不會說去了哪裡。我在凌晨一點接到過她在酒吧打來的電話，背景音是一群男人划拳的喧囂和電子音樂的鼓點；也接到過夜總會老闆打來的電話，說「蘇先生，您太太喝多了，麻煩來把人接走」。最讓我心臟停跳的一次，是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說她在某個地下賭場里被臨檢的民警帶走了，因為同桌的幾個男人涉嫌設局詐騙。我去派出所領人的時候，她坐在走廊的長椅上，披著我的舊襯衫，頭髮散亂，眼線暈成了兩個黑圈，看見我來了，她對我笑了笑，說了一句「維民，你來啦」——語氣平淡得像是在家裡等我下班。

這些都不是最讓我崩潰的。最讓我崩潰的是，她每次離家出走，都帶著孩子。

她會把還不會走路的嬰兒用一塊印花背帶綁在胸前，踩著她那雙細帶高跟鞋，叫上一輛出租車，去上海看男模表演。她去甚麼地方，孩子就在甚麼地方。酒吧的霓虹燈照在嬰兒臉上，夜總會的重低音震得嬰兒哇哇大哭，賭場的煙味嗆得嬰兒不停咳嗽。我每次去接人的時候，看見的不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我看見的是一個被甚麼我看不見的東西折磨到靈魂扭曲的女人，而那個女人的懷裡裹著我的兒子。我接過孩子的時候，嬰兒的衣服上全是煙味和酒味，有時候還沾著不知道哪個男人留下來的古龍水香味，而江曼殊已經靠在出租車後座上睡著了。

這種極端不正常的氛圍對小孩的成長是不好的——這是我能對自己說出的最克制的表述。事實是，如果讓孩子繼續待在她身邊，我不知道他長到懂事的時候，會用甚麼樣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所以我做了那個決定。當薇拉把臨江的產品在歐洲市場站穩腳跟之後，我跟她談了一次。不是以同學的身份，也不是以市長和供應商的身份，而是一個走投無路的父親對唯一信得過的人托付自己最重要東西的身份。

「薇拉，幫我把孩子帶到法國去。那邊有好的學校，有安全的社區，有不會半夜把他從床上拽起來帶去看男模表演的環境。我可以付撫養費，付學費，付所有費用——」

她竪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沒讓我繼續說下去。「蘇維民，我不用你的錢。公司在你手裡，公司在歐洲的利潤由我打理。每一筆利潤分成夠孩子用的了。」

她說不用就不用。這些年，匯豐銀行的轉賬記錄每一個季度都會準時寄回臨江，和轉賬記錄一起寄來的還有一張表格——格子線畫得整整齊齊，法文和中文雙語對照，歐洲辦事處的房租、人工、稅費、市場推廣費用，每一筆都列得清清楚楚。表格最下面一欄是「可支配利潤餘額」，那個數字每年都在增長。她把這些錢的一部分用於擴大歐洲市場的渠道網絡，另一部分存進了孩子名下的教育基金賬戶，剩下的全部匯回臨江。她從來沒有跟我要過一分錢撫養費。沒有在電話里提過一次「維民，孩子要上個鋼琴課，需要多少多少」。沒有暗示過歐洲物價上漲需要補貼。沒有。一次都沒有。

這些事，江曼殊都知道。送走兒子之後，她開始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和各種男人製造緋聞。先是李偉芳——她在臨江電視台時的老同學，後來去了新加坡發展。他們兩個到底甚麼時候開始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次我出差提前回家，發現客廳茶几上放著兩只喝了一半的紅酒杯，煙灰缸里有被碾滅的女士薄荷煙煙頭。李偉芳不是最後一個。後來還有個攝影師，據說是在上海認識的，留著絡腮胡，專門拍那種昏暗燈光下的裸體藝術照。母親做過他的模特——不是那種穿衣服的模特。他們的關係持續了大半年，直到那個攝影師因為非法持有毒品被上海警方拘留，這段關係才無疾而終。

對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諒她。她回來，我就把沙發鋪好，把熱水的溫度調到她剛好喜歡的六十五度，把她第二天要換的衣服疊好放在床尾。我不問她去了哪裡，見了誰，做了甚麼。因為我問不出口——問了她也會說，那種輕描淡寫的、帶著幾分挑釁幾分揶揄的語氣，像是在說你管得著嗎。與其聽她用那種語氣說出我不想知道的答案，不如不問。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手機屏幕上的時間從十點跳到了十點十二分。窗外的街道已經徹底空了，那輛白色麵包車還停在原地，車頂的灰塵還在。我伸手把窗簾拉嚴，轉過身走回書桌前坐下，從公文包里掏出記事本，翻到新的一頁，用鋼筆在頁首寫下：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下周隨團回京，需提前溝通。然後我把筆帽擰好，將記事本合上放在台燈下面。台燈的燈泡是暖黃色的，照在深藍色的封面上，把封面燙金的「臨江市人民政府」幾個字映得發亮。兒子現在大概上小學了，不知道他這些年有沒有怪過我，也不知道薇拉作為監護人，會怎麼跟他解釋他的身世。

我坐在書桌前，台燈的光照在記事本上，「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那一行字被暖黃色的燈光打得微微反光。鋼筆擱在本子旁邊，筆帽還沒擰上，筆尖的墨跡已經半乾了。我把筆帽擰好，往椅背上一靠，椅子發出吱嘎一聲悶響。

腦子里忽然冒出一個念頭——一個讓我忍不住搖了搖頭的念頭。我認識的女人，有一個算一個，不管是甚麼國籍、甚麼背景、甚麼性格，在討厭江曼殊這件事上，意見出奇地統一。蘇紅梅討厭她，薛曉華討厭她，蘇晚討厭她，我那些師兄師姐師弟們討厭她，周老頭討厭她討厭到了當面潑我一臉茅台的程度。而現在我忽然發現，連薇拉——一個受過良好教育、精通四國語言、情緒控制力強到能在槍林彈雨裡面不改色簽完合同的混血女人——也討厭她。

不，不是「也討厭」。是「尤其討厭」。

薇拉從來沒有當著我的面說過「我討厭江曼殊」這句話。她不是會說這種話的人。但她看母親時的眼神，和她看一份做錯了賬的財務報表時的眼神，是同一款——那種微微蹙起眉尖、嘴唇抿成一條直線、灰綠色的瞳孔里閃過一絲被冒犯了的職業尊嚴感的眼神。那眼神只停留一瞬，然後就被她慣常的平靜表情蓋過去，但你只要見過一次，就不會忘記。

事情要從那年母親去歐洲「商務考察」說起。那時候臨江外貿集團剛在歐洲打開局面，薇拉作為聯合總代理，每年會組織幾次正式的商務考察活動——看展會、拜訪客戶、考察倉儲物流中心，行程排得密不透風，通常一周要跑三四個國家，連在車上吃三明治的時間都是擠出來的。母親不知道從哪裡弄到了一個考察團的名額。她當時用的名義是「臨江電視台隨行記者」，任務是拍攝一部關於臨江企業走向歐洲的專題片。這個名額不是薇拉批准的，薇拉當時在巴黎籌備一個重要的簽約儀式，考察團的人員名單是由國內的外貿集團辦公室直接報上去的。等薇拉拿到最終名單的時候，母親已經在戴高樂機場落地了。

結果所謂的「隨行記者」，一條新聞也沒發回來。薇拉後來跟我通電話的時候，語氣極其克制，只是簡單說了一句：「江女士在巴黎的行程和考察團不太同步。」她的中文在這種情況下反而顯得過於精准——「不太同步」——這四個字翻譯成正常人的話就是：她根本沒去考察。母親在巴黎待了三天，每天早出晚歸，考察團的車在酒店門口等她，她從來不出現。帶隊的負責人急得嘴角起泡，因為每天的行程都是提前和客戶約好的，臨江的外貿業務剛起步，信譽就是一切。而江曼殊——她不是去談生意的，她是去享受巴黎的。

後來我才知道，那幾天她在老佛爺百貨買了多少東西。她把臨江外貿集團的商務考察經費當成了自己的購物預算，在香榭麗捨大街上刷出了一長串賬單。更讓我太陽穴突突直跳的是，她在尼斯海灘上被拍到了和幾個法國男人舉止親密，一個金髮碧眼的年輕男人騎著摩托艇帶她衝浪。那張照片被人匿名寄回了臨江市委辦公室，信封上只寫了「蘇維民收」。我當時拆開信封看到照片的時候，手指捏著照片邊緣，指節慢慢發白。不是因為嫉妒，是因為我知道——這筆賬最後得有人來平。

果然，外貿集團的財務被省審計廳查了。那筆被濫用的商務考察經費，賬面上是「差旅費超標」和「非公務支出」，審計意見寫得很客氣，但每一行字的背後都是一個意思：這筆錢不能公家出。我把自己的工資卡拿出來，對著那些賬單一項一項地算。總共補進去將近一年的工資。負責審計的老科長坐在我辦公室沙發上，看著我簽字，眼圈都紅了，說：「蘇市長，這不合規矩，這又不是你花的錢。」我說：「老張，把字簽了，別讓底下的人為難。」他嘆了口氣，還是簽了。

薇拉知道這件事。她在巴黎有辦事處，那些賬單里有好幾張就是她的人先從商家那邊截住、代付了再找我報銷的。但她在整個過程中沒有說過一句評價江曼殊的話。她只是在下一季度的財務報告里多附了一頁紙，上面用法文和中文並排寫著一段話，措辭彬彬有禮、滴水不漏，大意是：臨江駐歐辦事處將嚴格規範商務考察的審批流程，非辦事處的在冊人員不得以任何形式使用辦事處名義進行商務活動，過去本季度中發生的不規範情形已予糾正。沒有指名，沒有道姓。但每一個字都是針對誰的，我心知肚明。

母親也心知肚明。所以她衝到薇拉的辦公室去鬧了。

薇拉當時在臨江有一間臨時辦公室，設在原臨江電視台那棟老樓里——她早年在臨江電視台做過國際新聞的主持人，那間辦公室是她當年用過的，後來改成臨江外貿駐歐聯絡處。母親不知道是怎麼找到那個地址的，那天下午三點多，她踩著高跟鞋，穿著一件大紅色的包臀裙，徑直推開了薇拉辦公室的門，連前台都沒讓通報。辦公室里還有兩個年輕的女文員在整理報關單，被她嚇了一跳。母親把手袋往桌上一摔，指著薇拉的鼻子開始罵。她罵薇拉是勾引我的婊子，說薇拉借著在歐洲的機會對我圖謀不軌，說薇拉是用外國人的身份來破壞我們的婚姻、用公司的錢在歐洲逍遙自在。她罵了很多，語速很快，聲音很大，走廊里都能聽見。

薇拉當時甚麼都沒說。她只是放下手中的鋼筆，從辦公椅上站起來，用手勢示意那兩個嚇得不知所措的女文員出去，然後按下內線電話的免提鍵，用她一貫平穩的語調說了一句：「叫保安上來一下。」整個過程，她既沒有回罵一句，也沒有給臉色看。後來周鐵軍跟我說起這件事的時候，他正好在華民集團跟薇拉談一筆稀土出口歐洲的運輸合同，路過那間辦公室的走廊，隔著門聽見了裡面的動靜。

「蘇市長，」周鐵軍當時靠在巡邏車上，點了一根煙，搖了搖頭，「伊薇那個女人不是一般人。你老婆罵她罵成那樣，她出來的時候臉上甚麼都看不出來。倒是那兩個女文員，一個在茶水間里哭，另一個手還在發抖。你說她得多能忍？」

我問他後來呢。

「後來？後來她繼續把那份運輸合同談完了。一字不改，一條不讓。談完了她說，‘周先生，能不能麻煩你們華民的安保團隊額外安排一輛車，送我們那兩個受驚的女員工回家。今天下午的事屬於私人糾紛，我不會追究，但希望以後這種情形不要再發生。’就這，沒了。」

但母親沒有就此收手。她在臨江待了幾天，又去了一次薇拉的辦公室，這回是傍晚，文員都下班了，只有薇拉一個人在加班。母親這回不罵了，她換了一種方式——她坐在薇拉對面的椅子上，翹著二郎腿，臉上掛著一種我從沒見過的、極其從容的微笑，問薇拉：「你幫我帶兒子，是不是想讓他叫你媽媽？」

薇拉後來在電話里跟我提到這件事的時候，聲音裡頭一次出現了一絲我聽不懂的情緒。她說：「維民，你讓江女士放心。我對你沒有任何企圖。我幫你帶孩子是因為你不容易，不是因為我想取代誰。」她把話說到這裡就停了。她沒有要求我處理這件事，沒有要求我跟母親攤牌，甚至連一句抱怨都沒有。但我聽出來了——那絲我聽不懂的情緒，不是憤怒，不是委屈，是一種被冒犯了尊嚴之後還要維持體面的、極其辛苦的克制。

而所有這些——從巴黎的賬單到辦公室的謾罵——都沒有影響她每隔一季度準時把利潤匯回臨江。外匯通過匯豐銀行進來，每筆都有據可查。歐洲辦事處的運營成本，她每年都在壓縮，自己的工資十年沒漲過，出差住宿永遠控制在公司標準以內，連在布魯塞爾請客戶吃飯的小票都附在報表後面。而臨江市政府用這筆寶貴的外匯儲備做了甚麼——引入外資產業園、引進德國汽車配件生產線、扶持本土電子代工產業集群、上馬生物制藥中試平台、改造老城區地下管網和三條主幹道市政工程。這些項目的啓動資金里，都嵌著薇拉從歐洲匯回來的每一歐元。

我把記事本翻到下一頁，在空白處寫下一行字：薇拉——下周隨團回京，當面道謝。

寫完這行字，我把筆放下，靠在椅背上，看著台燈光圈里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跡。這些女人——蘇紅梅、薛曉華、蘇晚、薇拉——她們每一個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對我好。有人給我做早飯，有人給我擋子彈，有人查我的航班號，有人幫我帶孩子。而那個我最該對我好的人，從來都是把風暴帶到我門前，然後等著我去清掃碎片。江曼殊，媽，我到底欠了你甚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