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陽光帥氣大男孩

沈默了很久，他忽然說了一句話：「何姐，我心情不好的時候，也會坐在這裡。」我轉頭看他。

「不是來上班，就是一個人來，甚麼都不做，就坐在這裡。」他看著窗外，側臉的線條在燈光下很清晰，「有時候坐一個小時，有時候坐兩個小時，坐到心情好了為止。」「有效果嗎？」我問。

「有。」他轉過頭看我，笑了一下，「因為這個世界上，有些東西是不會變的。槓鈴不會因為你心情不好就變輕，跑步機不會因為你難過就停下來。你面對它們的時候，你只能靠你自己。」我愣了一下。這句話從一個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口裡說出來，讓我有些意外。我本以為他會說一些「開心點」「別想太多」之類的話，可他沒有。他說了一句讓我覺得，他比我以為的要成熟得多。

「謝謝你，許哲。」我說。

「不客氣，何姐。」他站起來，拍了拍褲子上的灰，「今天的訓練就不算課時了，你拉伸一下早點回去吧。」他轉身要走，我叫住了他。「許哲。」他回過頭。

「你剛才說的那個方法，」我說，「下次你心情不好的時候，可以叫我。我陪你坐一會兒。」他看著我，笑了笑，那笑容比之前所有的笑都深了一些。

他走以後，我獨自一人又在哪裡坐了好一會，腦子很亂也沒想甚麼事，就是呆呆的看著窗外。我那時不知道的是，我的一些想法正在改變，一顆種子正在生根發芽，直到現在，在我心裡長成了一棵參天大樹。

「好啊，何姐。」從那天起，我和許哲之間的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表面上，我們依然是教練和會員的關係。他帶我訓練，我按時付費，一切都很正常。可在那些正常之外，多了一些別的東西——他開始在訓練結束後多陪我拉伸一會兒，聊幾句閒天；他開始在微信上給我發一些健身科普的文章，順便問一句「今天怎麼樣」；他開始記住我說過的每一句話，比如我說過喜歡吃芒果，第二次去的時候前台就放了一杯芒果奶昔，說是「許教練讓我準備的」。

這些小細節，像春天的雨，一點一點滲透進我的心裡。

我不是傻子。一個年輕男人對一個已婚女人做這些事情，意味著甚麼，我心知肚明。可我沒有叫停，因為那些小細節讓我覺得自己被看見了、被記住了、被放在了心上。這種感覺，陳建國不會給，而林銳和方遠，就像方遠的名字，一同走向了遠方！

十一月的某天晚上，我在健身房練完，許哲說：「何姐，一起吃個飯吧，我知道附近有家燒烤不錯。」我猶豫了一下，答應了。

那是我們第一次在工作關係之外見面。燒烤店不大，煙霧繚繞的，坐滿了下了班的年輕人。許哲點了一堆東西，又給我倒了杯啤酒。

「何姐，」他舉起杯，「敬你。」「敬甚麼？」「敬你讓我知道，老師也可以這麼好看。」我差點被果汁嗆到。「許哲，你這是在撩我嗎？」他看著我，表情忽然認真起來。「何姐，如果我說是呢？」空氣安靜了兩秒。燒烤架上的肉滋滋作響，旁邊桌的人在划拳，整個世界都很吵鬧，只有我和他之間的那幾寸空間是安靜的。

我放下酒杯，看著他的眼睛。那眼睛里沒有算計，沒有試探，只有一個年輕人對一個年長女人的、笨拙的、不知如何安放的好感。

「許哲，」我說，「你知道我比你大多少嗎？」「知道。」「你知道我結婚了，有孩子嗎？」「知道。」「那你還——」「何姐，」他打斷了我，「我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不是不知道，是不在乎。」我看著他的臉，那張年輕的、乾淨的臉上，寫著一種讓我羨慕又害怕的東西——不顧一切的勇氣。這種勇氣，我在三十三歲的時候有過一次，後來就被生生磨沒了。可他還有，他才二十二歲，他還有大把的時間去犯錯、去後悔、去重新開始。

可我沒有。

「許哲，」我站起來，拿起包，「今天的飯我請你。以後不要再約我了。」我轉身走了出去。十一月的夜風很涼，我裹緊外套快步走向停車場。身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許哲追了出來。

「何姐！」我沒有停。

他追上來，攔在我面前。「何姐，我說錯甚麼了嗎？」「你沒有說錯甚麼，」我抬起頭看著他，「是我想錯了。我不該跟你出來吃飯，不該讓你幫我買奶昔，不該跟你說那些話。許哲，我是你的會員，你是我的教練。我們之間不應該有別的東西。」「為甚麼？」他的聲音有些急了，「為甚麼不應該？」「因為我是個有家庭的女人！」我的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因為我有丈夫，有孩子，有工作，有別人對我的看法。你不能因為你不不在乎，就要求我也不在乎。」他沈默了。我也沈默了，是啊~不能因為我的不在乎，就要求別人也不在。乎路燈下，他的影子很長，落在我腳邊，像一個被拉長了的問號。

「對不起，」他說，聲音低了下去，「是我太冒失了。」我看著他，心裡忽然湧上一股心疼。不是男女之情的那種心疼，而是一種類似母親對孩子的心疼——他還這麼年輕，他不懂這個世界對女人的苛刻，他不知道自己隨口說出的「不在乎」，對一個已婚女人來說意味著多大的風險。

「回去吧，許哲。」我說，「明天健身房見。」我轉身上了車，發動引擎，從後視鏡里看見他站在路燈下，一動不動的，像一個被遺棄的孩子。

回家的路上，我的眼淚終於掉了下來。

不是因為許哲。是因為我自己。我想起了一年多前的那個春天，方遠在篝火旁吻我的時候，我也是這樣被「不在乎」打動的。我以為那是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真心，可到頭來，那不過是一個男人對一個新鮮獵物的興趣。

許哲會是一樣的嗎？也許他現在覺得自己是認真的，可等他真的得到了，他還會這麼認真嗎？還是說，他會像方遠一樣，在某個普通的下午，發一條消息說「我們不要再見面了」？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去驗證。

因為我害怕答案。

那天晚上之後，我刻意和許哲保持了距離。

我不再去健身房，找的理由是「最近太忙了」。許哲發消息來問「何姐你還好嗎」，我回復「挺好的，就是忙」。他說「那等你忙完了再來」，我回了一個「好」字，然後就沒有然後了。

可我發現自己會不自覺地想起他。

上課的時候，站在講台上，目光掃過教室里的男生，我會想，許哲這麼大的時候，是不是也坐在這樣的教室里，偷偷在課本上畫小人。開車回家的時候，路過那家燒烤店，我會想起那天晚上他追出來的樣子，路燈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長很長。晚上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著的時候，我會翻出他的朋友圈，看他發的那些健身視頻和自拍，看了又看，然後刪掉瀏覽記錄。

我知道自己在做甚麼。我在對一個不該動心的人動心。

我需要新的養分。

這個念頭讓我惡心，可它就在那裡，像一顆釘子，釘在我的腦子里，拔不掉。

十二月，中午我和陳建國又大吵了一架，碗碎了一地。

摔門出來，在大街上漫無目的的溜達。

這一次是因為朵朵的教育問題。朵朵考試數學只考了八十二分，比期中退步了十分。陳建國說是我沒管好，我說他平時不聞不問現在倒來指責我。他說「我天天上班哪有時間」，我說「我也上班」，他說「你那叫上班？天天跟學生玩」。就這一句話，我炸了。

「我天天跟學生玩？」我放下筷子，聲音不自覺地提高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早上六點起床備課，晚上十一點還在改作業？你知不知道我帶的是高三畢業班，升學率關係到每一個孩子的未來？你坐在家裡開開會、打打電話，就叫上班了？」陳建國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我會頂嘴。在他的認知里，何靜是一個不會頂嘴的女人——至少以前不會。

「你最近怎麼回事？」他皺著眉頭看我，「脾氣越來越大，動不動就發火。」「我發火？我甚麼時候發火了？是你先說我‘跟學生玩’的！」「我就是隨口一說，你至於嗎？」「隨口一說？你隨口一說就能把我的工作貶得一文不值？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說你天天在家‘玩電腦’？」陳建國也沈默了。他拿起碗，走進廚房，把飯倒進垃圾桶，然後把碗摔進洗碗池，發出一聲碎裂的脆響。

那聲響像一根針，扎在我心上。

從方遠到林銳，我一直在用取悅換取關注——他們喜歡甚麼我就做甚麼，他們甚麼時候要我就甚麼時候給。我以為這是在經營關係，其實只是在乞討。我把自己活成了他們的附屬品，他們的時間表、他們的情緒、他們的性慾、他們的需求永遠排在我的前面。

那我要甚麼？我有多久沒問過自己這個問題了？

我站在天橋上看著下面一輛輛閃過的汽車，就像那年三月到現在的每一個日夜。忽然明白了一件事：別人給的快樂，隨時可以收回。只有自己給自己的，才是真的。我不想再等了，不想再依附了。從今天起，我要做讓自己開心的事——不在取悅誰，只是為了我自己。

我拿起手機，打開了許哲的對話框，做了一件我這輩子做的最瘋狂的事。

我打了一行字：「許哲，晚上你在家嗎？」發出去之後，我盯著屏幕，看著「對方正在輸入」那幾個字閃了閃，又消失了。過了大概一分鐘——也許更久，他回復了：「在。」「嗯，把你家地址發給我。」「幾點？我等你。」「下午六點。」「好。」極為簡潔的對話。我們都沒有說破，但我們都心知肚明即將發生甚麼。這種默契讓我覺得既緊張又安心——他也許不知道我想要甚麼，但他甚麼也不會問，他只是說「好」。

看完地址之後，我把手機揣進兜里，深呼吸了好幾次，看著天上的雲，收回目光然後轉身—走向家的方向。

我在幹甚麼？

我問自己這個問題，但沒有等答案。因為答案我早就知道了——我在做一件我想做的事。不是為了取悅許哲，不是為了填補林銳留下的空檔，不是為了報復誰。就是單純地、自私地、毫不猶豫地，為我自己的慾望做一次選擇。

這一年多來，我一直在等別人給我快樂。方遠給我，我就快樂；林銳給我，我就快樂；他們不給，我就不快樂。我的情緒像一隻被人牽著的風箏，線在別人手裡，風往哪裡吹，我就往哪裡飛。

他們所做的一切，有時連一句多餘的解釋都沒有。他們有自己的事我理解，但我就是不開心。覺得自己做的這一切都荒誕極了——我把自己活成了甚麼？一個隨叫隨到的備胎？一個永遠排在客戶、孩子、妻子之後的性慾工具？

不。

我不想再這樣了，你們有慾望就可以隨時找我，我有慾望就要自己忍著。這一刻，我的心態徹底變了，變的不在迷茫，變的不在患得患失，變的不在去在乎他們給我的情緒，我只要快樂，快樂的活著，是自己給的快樂。

走到小區門口我看了看時間，下午五點半。從這裡到許哲發給我的地址，開車大概要二十分鐘。我還有半個小時。

我發動了車，沒有回家，沒有給陳建國打電話，沒有做任何解釋。我把手機設成靜音，扔進副駕駛的包里，然後踩下油門，匯入了晚高峰的車流。

許哲住在城東的一個老小區，離健身房不遠。我按照導航開進去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小區沒有地下車庫，路面停滿了車，我繞了兩圈才找到一個窄得幾乎停不進去的車位。

倒車的時候，我的手機在包里震了好幾次。我沒有看。我知道那也許是陳建國問我幾點回去，也許是朵朵想跟我視頻，也許是誰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已經到了。

我熄了火，坐在車里，看著手機屏幕上顯示的樓號和單元門。許哲住在四樓，沒有電梯。我深吸一口氣，推開車門，冷風灌進來的瞬間，我打了一個哆嗦。

十二月的傍晚，還是很冷的。

我裹緊呢子大衣，走進單元門。樓道里的燈是聲控的，我跺了跺腳，一樓的燈亮了，昏黃的，照在滿是灰塵的台階上。牆上貼滿了小廣告，樓梯扶手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生鏽的鐵。這個地方和林銳的公寓、方遠的小區都不一樣。它不體面，不精緻，甚至有些寒酸。可它真實，真實得像許哲這個人——不裝，不藏，把自己原本的樣子攤在你面前，你要就要，不要拉倒。

我爬到四樓，站在401的門前。門上貼著一副褪色的春聯，福字倒著貼，邊角已經翹起來了。

我抬起手，猶豫了三秒鐘，敲了門。

門幾乎是立刻就被打開了。

許哲站在門口，穿了一件黑色的衛衣，頭髮還是濕的，顯然剛洗過澡。他看著我，眼睛里有一種我說不上來的東西——不是驚喜，不是緊張，更像是一種確認：你來了。

「何姐。」他說。

「許哲。」我說。

我們就這樣站在門口，隔著門檻，對視了幾秒鐘。然後他側身讓開，說：「進來吧。」我走了進去。

他的家很小，一室一廳，大概四十來平米。客廳里放著一張舊沙發、一個小茶几、一台不算新的電視。茶几上擺著兩杯水，還有一盤切好的水果——芒果，切成小塊，整齊地碼在白色的盤子里。

我注意到了這些細節。他準備了芒果，因為我說過我喜歡吃芒果。他洗了澡，換了乾淨的衣服。他把屋子收拾得整整齊齊，連電視櫃上的灰塵都擦過了。

他在等我。認真地、鄭重地等我。

「坐吧，何姐。」他有些局促，手在褲子上蹭了蹭，「家裡有點亂，你別介意。」「不亂。」我坐在沙發上，拿起一塊芒果放進嘴裡。很甜，甜得我眼眶有些發酸。

許哲在我旁邊坐下來，中間隔了一個人的距離。兩個人都沒有說話，電視是關著的，窗外偶爾傳來汽車駛過的聲音。房間里很安靜，安靜到能聽見彼此的呼吸。

「何姐，」他先開口了，「你今天……」「今天我想來。」我打斷了他，「沒有別的原因，就是我想來。」他轉過頭看著我。我也看著他。他剛洗完澡的頭髮還沒有完全乾，有幾縷垂在額前，襯得他整個人比平時柔和了很多。沒有了健身房裡的那種專業感和距離感，他看起來就像一個普通的、年輕的、有些緊張的大男孩。

「許哲，」我說，「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問。」「你想要甚麼？」他愣了一下，大概沒想到我會這麼直接。他想了想，說：「我想要你開心。」「不是讓你說我想聽的，」我搖了搖頭，「我是問你，你想要甚麼。從我這裡，你想要得到甚麼？」他沈默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他不會回答了，他才開口，聲音很低，但很堅定。

「何姐，我想對你好。不是因為我想要從你這裡得到甚麼，而是因為……對你好這件事本身，就讓我很開心。」我看著他的眼睛。那雙眼睛里有認真，有坦誠，還有一種年輕人特有的、不計後果的赤誠。他沒有說「我喜歡你」，沒有說「我想要你」，他說的是「對你好讓我開心」。

這是一個把自己放在後面的答案。不是「我想要」，而是「我想給」。

和方遠不一樣。和林銳不一樣。

方遠對我是索取——他想要新鮮感，想要刺激，想要一個不需要負責的情人。林銳對我是佔有——他想要我的身體，想要我的時間，想要我隨叫隨到。他們都是先想到「從你這能得到甚麼」，然後再決定「我給你甚麼」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

可許哲不是。他先問的是「我能給你甚麼」。

這個區別太大了。大到讓我的心像被甚麼東西狠狠撞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