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12)薛曉華的心思

如果連華民的保安都知道那些畫像、那些綽號、那些在辦公室里掛了多年的東西，那蘇晚肯定知道。她連我宿舍電表走了零點幾度都能查出來，薛曉華辦公室里掛的是甚麼，她怎麼可能不知道。但今天早上我在客廳里說要去華民集團的時候，她不哭不鬧，不追問，不旁敲側擊，甚至連眉毛都沒動一下。她只是站起來，點了點頭，說「好的蘇市長，您路上注意安全」，然後接過那個LV紙袋的時候對我笑了笑，說「早點回來」。

不哭不鬧不意味著甚麼事也沒有。蘇晚不是那種會把情緒掛在臉上的女人。她越安靜，我越不知道她會乾出甚麼瘋事來。蘇家的家教不允許她做不體面的事——這是她今天早上親口說的。但「體面」這個詞在她那裡的定義，和我理解的會不會是同一個版本，我心裡完全沒底。

電梯門在我面前滑開，金屬內壁擦得鋥亮，能照出我自己模糊的輪廓。我走進去，按下頂樓的按鈕。電梯上升的時候，耳膜微微發脹。樓層數字在顯示屏上快速跳動，從一到五十，中間沒有停。

出了電梯，頂樓的走廊鋪著深灰色的地毯，踩上去幾乎沒有聲音。牆壁上掛的不是常見的裝飾畫，而是一組放大了的華民集團產業照片——稀土礦區的航拍全景、高溫熔爐的夜間特寫、實驗室里穿白大褂的技術人員。走廊盡頭是一扇對開的實木大門，門把手是啞光不鏽鋼材質，旁邊嵌著一塊極簡的門牌，只印了三個字：董事長。

我敲了敲門。

開門的不是薛曉華，是她的秘書——一個穿著淺藍色襯衫和深色窄裙的年輕女人，頭髮盤得一絲不苟，戴著一副無框眼鏡。她顯然是早就被告知過我會來，開門之後沒有任何驚訝，只是微微側身讓出通道，說了一句「蘇市長，薛總在等您」，然後無聲地退了出去，把門從外面帶上了。

辦公室很大。大到在臨江這種地方顯得有些不合時宜的鋪張。一整面牆都是落地玻璃幕牆，下午偏西的日光透過玻璃傾瀉而入，把整個房間泡在一種濃郁而溫暖的金色里。地板是深色的實木，踩上去能感覺到木紋微妙的凹凸。左側是一整面書架，書架上不只有精裝的經濟學和冶金工程專著，還零零散散地擺著幾個相框——距離太遠，看不清相框里的人是誰，但其中一個相框的尺寸和位置，恰好就是周鐵軍剛才說的「辦公桌後面」的位置。辦公桌是一整塊原木切割成的長桌，桌面上沒有多餘的擺件，只放著一台超薄筆記本電腦、一個陶瓷茶杯和一套攤開的工程圖紙。

薛曉華沒有坐在辦公桌後面。

她站在落地窗前，背對著門口，一隻手端著咖啡杯，另一隻手環在腰間。窗外正對著亨泰集團那片熱火朝天的建築工地——六十層的主樓鋼骨架在夕陽下泛著暗沈的紅光，塔吊的長臂還在緩緩轉動，焊接的火花在高處明明滅滅。她站在那裡俯瞰那片工地的時候，姿勢不像一個在欣賞風景的董事長，倒像一個在視察陣地的將軍。

她穿著一套修身的職業套裝，顏色是極深的炭灰色，接近於黑，但在光線下能看出面料里織著一層極細的銀絲暗紋。上衣是合體的單排扣西服，腰線收得恰到好處，勾勒出一個三十多歲女人經過長期鍛鍊之後那種緊致而有力的腰部曲線。下身是膝上幾寸的包臀裙，裙擺剛好停在一個既能展現修長雙腿又不失莊重的位置。腿上裹著一雙黑色絲襪，絲襪在腳踝處微微泛著啞光，往下是一雙黑色的細跟高跟鞋，鞋跟大約七八釐米，把她本就高挑的身材拉得更加挺拔。

她的頭髮比上次見面時剪短了一些，剛好垂到肩膀的位置，發尾燙了極淡的內扣弧度。側臉的輪廓被窗外的逆光勾成一道利落的剪影——顴骨高而不突，下頜線條清晰有力，鼻梁挺直，嘴唇飽滿但抿得有些緊。她的皮膚不是蘇紅梅那種被保養品和醫美打磨過的瓷白，也不是蘇晚那種素面朝天的清透，而是一種經歷過風吹日曬之後反而更加健康的蜜色，帶著光澤。

我站在門口沒有出聲。她在看對面的工地。我在看她。房間里安靜了大概十幾秒。

然後我乾咳了兩聲。

薛曉華轉過身來。她轉身的動作不快，但很流暢，像是早就知道我在那裡，只是在等一個合適的時機。她的臉上浮現出一個笑容——那個笑容和她剛才站在窗前時冷峻的側臉形成了突如其來的反差。她放下咖啡杯，張開雙臂朝我走過來，高跟鞋在實木地板上敲出清脆的節奏。

「蘇市長，你可算來了。我還以為蘇紅梅把你藏在別墅里不讓你出來了。」她的聲音比蘇紅梅清亮，比蘇晚高了幾度，帶著一種不拘一格的爽朗和幾分藏不住的揶揄。

走到我面前，她沒有像往常那樣伸手行官場上的握手禮，而是直接捏住了我的上臂，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遍，像在驗貨。她的手指力道不輕不重，隔著西服面料捏在我胳膊上的觸感清晰有力。

「讓我看看——嗯，沒瘦，也沒胖。還行還行，看來蘇紅梅的伙食不錯。」她松開了手，退後半步，雙手抱在胸前，歪著頭看我，嘴角那個笑容里的揶揄更深了幾分，「聽說江曼殊那個瘋女人跟一個富二代跑去新西蘭了？不錯啊，你終於自由了。不過你現在是一個人？這可不是甚麼好事情——堂堂臨江市長，身邊沒個女人照顧，吃飯靠食堂，衣服自己洗，傳出去人家還以為臨江窮得連市長都養不起了。」

我的太陽穴跳了跳。

薛曉華說話的風格和蘇紅梅完全不同。蘇紅梅說甚麼都像在談判，每句話都留有餘地，每句話都給你台階下。薛曉華說話像打架——直來直去，拳拳到肉，你想躲都躲不開。但她的眼睛在我提到「正事」兩個字的時候眯了一下，嘴角的笑容收了幾分。

「薛總，」我把雙手背到身後，語氣切換成了市長模式，「你讓我過來，不是專程來關心我個人的生活問題吧。談正事。」

薛曉華的笑容降了半格。不是消失了，是從「熱絡的歡迎」降到了「不太高興但先忍著」。她把抱在胸前的手放下來，一隻手扶在辦公桌邊緣，另一隻手指了指我。

「薛總？」她把這兩個字重復了一遍，聲調往上挑了幾分，「你叫蘇紅梅叫‘梅姨’，叫我叫‘薛總’？維民，你剛才這話我可不太愛聽。」

她轉過身，朝辦公桌的方向走去。高跟鞋敲擊地板的節奏比剛才重了幾分。她走到辦公桌前，沒有坐下，而是靠在桌沿上，雙手撐在身側，兩條裹著黑色絲襪的修長雙腿在腳踝處交疊，形成一個隨性卻充滿張力的站姿。逆光從她背後的落地窗打過來，把她的身形輪廓鍍上一層暖金色的描邊——從肩膀到腰肢，從腰肢到臀部，從臀部到雙腿，每一道曲線都被光線勾勒得分明而利落。

薛曉華確實很漂亮。她和蘇紅梅不一樣。蘇紅梅是五十多歲女人被歲月焠鍊之後的豐腴和韻味，像一棵被風雨反復打磨過的老樹，枝葉茂密，根系深扎，你靠近她的時候能聞到泥土和時間的味道。蘇晚是二十多歲的清冷和精密，像一把剛出廠的手術刀，鋒刃上還帶著淬火的藍光，你看她一眼就知道她聰明，但你不一定能承受被她剖開的感覺。而薛曉華——她正處在三四十歲最好的年華。她比蘇紅梅年輕十幾歲，身體的曲線和肌膚的彈性都還保持著年輕時的底子；她又比蘇晚年長十來歲，經歷過街頭打架的狠戾、白手起家的跌宕和恐怖襲擊的生死關頭，那雙眼睛里有年輕女孩不可能具備的複雜和深度。

她高挑。不是那種骨感的纖細的高挑，而是經過長期鍛鍊之後肌肉線條纖長結實的高挑。她早年喜歡打架——不是女孩子之間扯頭髮的那種打架，是真正的、在街頭巷尾拿著棍子跟成年男人對峙的打架。現在雖然當了董事長，打架不需要了，但她顯然還保持著健身的習慣。她的上臂在合體西服的袖管里勾勒出一道細微的肌肉線條，腰肢緊致有力，包臀裙下的大腿在黑色絲襪的包裹下顯出流暢而飽滿的弧度。她站在那裡，逆光把她的下巴和脖頸的線條照得格外分明，那一小截從西裝領口露出來的鎖骨下方，有一道極淡的舊傷疤——是很多年前在街頭留下的。

「維民，」她開口了，聲音里的揶揄已經退了大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直接的、不繞彎子的認真，「我問你一件事。你從新加坡飛回臨江，昨天凌晨到的。今天早上，你是從蘇紅梅的別墅里出來的——對嗎？」

她問這句話的時候，眼睛一眨不眨地盯著我。那雙眼睛不像蘇晚那樣鋒利到能剖開你的防備心，也不像蘇紅梅那樣深沈到讓你摸不透底牌。薛曉華的眼睛是一種直接的、坦蕩的、不跟你玩花樣但你騙不了她的那種明亮。

「你怎麼知道的？」我問。

薛曉華從鼻子里哼了一聲。她把撐在桌沿的手抬起來，拿起手機晃了晃，然後扔回桌上。

「當然是蘇紅梅那個賤人告訴我的。」她把「賤人」兩個字說得咬牙切齒，但嘴角卻浮著一絲說不清是惱怒還是無奈的弧度，「你今天早上前腳剛走，她後腳就給我打電話了。說的是甚麼你知道嗎——她說，‘曉華啊，維民昨天晚上在我這兒，我剛給他做了早飯送他出門。他今天可能會去你那邊，你幫我照看著點。’」

她把蘇紅梅的語氣模仿得惟妙惟肖——那種綿里藏針的溫柔，那種表面關心實則炫耀的語調，簡直學得入木三分。

「她在挑釁我。」薛曉華把雙手重新抱在胸前，下巴微微抬起，眼睛里閃過一道我在任何商業談判場合都不曾見過的、好鬥的光，「你知道她為甚麼專門給我打這個電話嗎？因為她知道——她知道你今天會來找我，她也知道我知道她昨晚跟你在一起。她就是要告訴我這件事，讓我知道她搶在了我前面。」

她說到這裡，深吸了一口氣，然後把那口氣緩緩吐出來。她的雙肩隨著吐氣的動作微微下沈了幾分。

「你和她的事，我不意外。我剛認識你們的時候就知道遲早會有這麼一天。蘇紅梅那個人，她想要的東西，她總有辦法弄到手。她比我多了二十年的道行，我認。但你——」她的指尖猛地轉向我，語氣驟然加重了幾分，「你回臨江第一個找的是她，不是我。維民，我要你親口告訴我，為甚麼是她？」

薛曉華這個問題砸過來的時候，我本能地想脫口而出一句——沒有為甚麼。哪有甚麼先找誰後找誰，通訊錄按首字母排列，蘇紅梅的「蘇」排在薛曉華的「薛」前面，手指往下一滑就撥出去了。單純就是想到誰就選誰，跟拋硬幣一樣隨機，跟感情深淺沒有半毛錢關係。

話已經到了嗓子眼，舌尖都頂住了上顎，只差一個送氣的動作。但就在那個瞬間，我看到了薛曉華的眼睛。

她的眼眶紅了。不是那種嚎啕大哭之前的洶湧泛濫的紅，而是一種被強行壓住了的、只在眼瞼邊緣滲出一圈極細的血絲的紅。她的下巴還微微抬著，雙手還抱在胸前，站姿還是那個將軍視察陣地般的站姿，但她的下唇在抖。抖得極其細微，幾乎看不出來，就像她當年在街頭挨了一棍子之後咬著牙站起來時那樣——傷口在往外冒血，她的嘴角卻在往上扯，因為她絕不允許任何人看到她倒下。

我認識薛曉華這些年，從她在老碼頭上帶著一幫小混混收保護費的時候算起，到後來她白手起家做稀土提煉、做生物制藥、做成華民集團這個臨江最大的民營企業之一，我見過她發火，見過她拍桌子，見過她在談判桌上把對手逼到牆角，見過她在恐怖襲擊的廢墟里咬著牙清點傷亡人數。但我從來沒有見過她這副樣子——她的眼眶紅了，卻還在撐著不哭，因為她覺得哭就是示弱，而她這輩子最恨的事情就是示弱。然後剛才她說的那句話在我腦子里重放了一遍，每一個字都像是被放大鏡照過一樣清晰：是不是因為當初她被恐怖分子輪姦的時候，被我看見了，所以我嫌棄她。

我的舌頭在最後一刻硬生生地停住了。那句「通訊錄按首字母排列」被我整個吞回了肚子里，連帶著那股想用玩笑糊弄過去的衝動一起卡在了喉嚨里。因為這句話如果說了，她會笑嗎？會。她一定會笑，笑得很大聲，甚至會拍一下我的肩膀說「維民你這張嘴真是欠揍」。但笑完之後呢？笑完之後她會把剛才那個問題重新咽回肚子里，繼續在每次見到我的時候假裝甚麼都沒問過，然後在每一個失眠的深夜反芻那個沒有被正面回答的問題，越想越覺得答案是「是的」——是的，他嫌棄我。是的，他看到了那些畫面之後就不願意正眼看我了。是的，在他心裡我已經不是薛曉華了，我是那個被綁在椅子上衣衫破碎滿身污穢的女人。

我不能讓她帶著這個答案繼續過下去。

我把伸到嗓子眼的那句俏皮話咽了回去，吸了一口氣，然後往她的方向邁了一步。那一步不大，鞋底踩在實木地板上發出一聲輕微的吱嘎。我沒有再靠近，因為她的身體語言還是防禦性的——雙手抱胸，下巴微抬，背靠辦公桌——靠得太近她會本能地後退，而我不想讓她後退。

「薛曉華，」我沒有叫她「薛總」，也沒有叫她「曉華姐」，就叫了她的全名，「當初是我親手擊斃了那幾個恐怖分子。是我把你從那把椅子上解下來的。你記不記得——當時你的手被捆得太久，血液循環不暢，繩子松開之後你站不穩，是我扶的你。你當時滿身是血，不是你的血，是那幾個死人的血，我的襯衫袖子上到現在還洗不掉那幾塊鐵鏽色的印子。」

我抬起右手，用手指點了點自己左邊的袖口。新西服下面是乾淨的襯衫，但那件舊襯衫還掛在我宿舍的衣櫃里，袖口上那幾塊褐色的印跡被洗衣液泡過無數次，始終沒有完全褪掉。

「你說我嫌棄你。」我把手放下來，搖了搖頭，「薛曉華，你知不知道那天晚上我把你從廢墟里抱出來的時候，你在我耳朵邊上說了一句甚麼？」

她的睫毛動了一下，但沒有回答。

「你當時已經快神志不清了，但你的手攥著我的領子，攥得特別緊，指節都是白的。你說——‘維民，還有幾個沒死？’我說我乾掉了三個，其餘的跑了。你說——‘沒死透的在哪，帶我去。’」

我看著她，看著她的眼眶里那層薄薄的水光在逆光里閃了一下。

「一個剛被輪姦的女人，衣服都還沒穿好，渾身上下全是淤青和血，清醒過來第一句話不是‘救救我’，不是‘我好疼’，不是‘我要去醫院’——是‘沒死透的在哪，帶我去’。你想親手補刀。薛曉華，你覺得一個會被這種事情擊垮的女人，會說出這句話嗎？」

她沒有說話。她的下唇還在抖，但幅度已經小了。

「你覺得這些年我在各種各樣的場合見過多少女人？官場上、商場上、談判桌上——我說實話，比你漂亮的有很多，比你溫柔的有很多，比你懂規矩知進退的更是數都數不過來。」我把手插進西褲口袋里，語氣放緩了幾分，「但你是我見過的女人里，骨頭最硬的一個。你被恐怖分子綁在椅子上那麼久，他們做了甚麼你我都清楚。但你從廢墟里出來以後，在醫院躺了幾天就又回到辦公室開始處理華民的重建工作。我去看你的時候，你腿上還纏著繃帶，手裡卻拿著新總部的工程圖紙在跟設計師改方案。那時候我就知道，薛曉華這個人，不需要任何人的可憐。」

我把目光從她臉上移開，看向窗外對面的亨泰工地。塔吊還在轉，焊接的火花已經比剛才少了一些，暮色開始從東邊的天際線往上浸染。

「所以你問我為甚麼回臨江第一個找的是蘇紅梅而不是你——跟嫌棄不嫌棄沒有關係。跟你的身體、跟那次恐怖襲擊、跟任何那些亂七八糟的念頭都沒有關係。」我轉回頭，重新看著她的眼睛，「蘇紅梅那天凌晨接了我的電話。我打不到車，她能來。就這麼簡單。」

薛曉華靠在辦公桌沿上，雙手還抱在胸前，但指節不再像剛才那樣掐得發白了。她把頭微微偏向一側，讓碎發遮住了半邊臉，然後抬起一隻手，用食指的指關節極快地蹭了一下眼角——那個動作粗暴而短促，像是在擦汗而不是擦淚。

「那你當時也可以給我打電話。」她說，聲音里的顫抖已經壓下去了大半，但尾音還帶著一絲沒來得及掩飾的酸澀。

「你當時在醫院。腿上還綁著繃帶。」我看著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