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9)蘇紅梅的邀請

飛機在雲層之上飛行了四個多小時。

從樟宜機場起飛時，窗外還是赤道熾白的午後陽光。新航的空乘推著餐車來來回回，操著帶新加坡口音的英語詢問乘客要不要喝些甚麼。我要了一杯威士忌，加冰。冰塊在紙杯里慢慢融化，發出極細微的碎裂聲。我把額頭靠在舷窗上，玻璃冰涼，外面是一望無際的白色雲海。

腦子里亂得像一鍋粥。

母親的身影還在眼前晃。那件乳白色的低胸短袖，那條堪堪遮住大腿根部的藏藍色超短裙，那雙纏繞著白色細帶的高跟涼鞋。她撩頭髮的姿勢，她彎腰時露出的那截白得耀眼的皮膚，她坐在卡座里翹著二郎腿小腿輕輕晃蕩的樣子。還有她在電話里最後那句話——那些照片，如果你喜歡的話，可以存起來。媽媽不介意。

我把威士忌一口氣灌了下去。冰塊撞擊著牙齒，冷得發酸。

飛機降落在廣州白雲機場時已經是傍晚。南中國的暮色透過航站樓的玻璃幕牆照進來，是一種不同於新加坡的、帶著灰調的暖黃。我在中轉區等了將近三個小時，才登上飛往臨江的航班。候機廳里稀稀拉拉坐著幾個旅客，有人打著瞌睡，有人啃著麵包。頭頂的電視屏幕滾動播放著航班信息，偶爾插播一條新聞——臨江恐怖襲擊事件的後續報道，畫面上一棟被炸毀了大半的大樓正在拆除，字幕寫著「華民集團總部重建工程進入第三階段」。

我把視線移開，盯著自己手裡那張揉皺又撫平的登機牌。

飛往臨江的航班是夜航。窗外一片漆黑，偶爾能看到地面上一小簇燈火，像散落在黑色絨布上的碎鑽，然後迅速被雲層吞沒。機艙里的燈光調得很暗，大部分乘客都在睡覺。我睡不著。閉上眼睛就是母親的臉，睜開眼睛就是舷窗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眼窩深陷，胡茬冒了出來，領口的扣子不知道甚麼時候崩掉了一顆。

後來我大概還是睡著了。夢很亂。夢里有母親穿著超短裙在機場走路的畫面，有羅星文摟著她的腰宣佈「這是我的女人」，有那些舉著手機的男人貪婪的目光。然後畫面一轉，變成了臨江——被炸毀的街道，破碎的玻璃幕牆，遠處升起的黑煙。薛曉華站在廢墟前面，穿著職業套裝，頭髮一絲不亂，但眼睛里有甚麼東西碎了。然後是蘇晚，她穿著一身深色的西裝裙，手裡拿著一疊文件，站在我的辦公桌前，嘴角掛著那種讓人捉摸不透的淺笑。

我是被機艙廣播吵醒的。飛機正在下降，請系好安全帶。我揉了揉眼睛，把遮光板打開。窗外是臨江的夜色——成片的路燈像一張金色的網，沿著縱橫交錯的街道鋪展開去。遠處工業區的高壓線塔在夜幕中閃爍著紅色的警示燈，一明一滅。幾條主幹道上的車流像流動的光帶，緩慢地蠕動。

臨江。我回來了。

從舷梯走下來的瞬間，一股濕熱的風撲面而來。盛夏的臨江，夜晚的氣溫依然在三十度上下，空氣里混合著汽車尾氣、柏油路面散髮的余熱、以及不知道從哪個方向飄來的夜市燒烤的油煙味。這種味道和新加坡機場里那種混合著香水和空調冷氣的味道截然不同，更粗糙，更真實，帶著城市特有的繁華氣息和煙火氣。

我拎著登機箱，穿過廊橋，走進到達大廳。大廳里冷冷清清，這個點抵達的航班不多。幾個接機的人靠在欄桿上百無聊賴地玩手機，一個舉著寫有名字的紙牌的中年男人正打著哈欠。頭頂的日光燈發出嗡嗡的低響，光線白得刺眼。

走出機場大門，熱浪撲面而來。我叫了幾聲出租車，沒人應。環顧四周，出租車等候區空空蕩蕩，連一輛黑車的影子都沒有。掏出手機看了一眼時間——凌晨兩點十七分。

2004年的臨江，深夜的機場就是這個樣子。不像新加坡樟宜機場那樣二十四小時川流不息，臨江的機場到了後半夜就陷入了一種慵懶的沈寂。我站在大門口，一隻手拎著箱子，另一隻手松了松領口。空氣潮得發黏，襯衫的後背很快就滲出了一層薄汗。

我放下箱子，掏出手機，翻著通訊錄。手指在屏幕上滑動，滑過母親的名字——她現在還在飛機上，飛往奧克蘭的航班大概要十幾個小時——滑過羅星文的名字，滑過幾個同事的名字，最後停在了蘇紅梅的號碼上。

蘇紅梅。亨泰集團的掌門人，和我母親差不多年齡的女人。在臨江商場上摸爬滾打了幾十年，從一個小紡織廠起家，做到如今橫跨地產、建材、物流的龐大帝國。她和我之間的關係，說不上是甚麼。半個情人，或許可以這麼說。前些時日發生了一連串亂七八糟的事——恐怖襲擊、華民集團被攻擊、薛曉華出事——在那段混亂的日子里，我和蘇紅梅之間也發生過某些扯不清的事情。不是愛情，更像是兩個受傷的人在黑暗裡互相借了一點體溫。

如今，也算是同病相憐的人。

我按下了撥號鍵。

電話響了很久。久到我以為不會有人接了。然後聽筒里傳來咔噠一聲，接著是一個帶著濃重睡意、沙啞而暴躁的聲音：「蘇維民？你瘋了嗎？現在幾點了你知不知道？」

「梅姨。」我說。

「你知道現在幾點嗎？凌晨兩點半！」她的聲音從沙啞變成了尖銳，「你是不是在新加坡待久了忘了時差？那邊現在是白天是不是？你知不知道我明天早上六點還有個會——」

「我回臨江了。」

電話那頭瞬間安靜了。

那種安靜持續了大約三四秒。我聽到她深吸了一口氣，然後緩緩吐出。

「你在哪兒？」她的聲音完全換了一個調子，睡意沒了，暴躁也沒了，只剩下一種沈穩的、帶著幾分擔憂的低音。

「機場。打不到車。」

「你等著。」

電話掛斷了。我甚至沒來得及說謝謝。

我把手機收回口袋，在機場門口的台階上坐了下來。路燈把我的影子投在地上，拉得很長。遠處高速公路上偶爾駛過一輛貨車，引擎聲由遠及近，然後又由近及遠，消失在夜色里。蚊子在我耳邊嗡嗡地飛，我揮了幾下手，沒用。

腦子里開始不受控制地轉。

臨江。我離開了一個星期。走的時候這座城市剛剛從一場噩夢里爬出來——恐怖分子潛入市區，攻擊了華民集團總部，造成了數十人傷亡。薛曉華本人被劫持，遭受了難以啓齒的凌辱。那幾天我幾乎沒有合眼，指揮救援、協調各部門、安撫家屬、召開新聞發佈會。等到一切塵埃落定，母親突然宣佈她要去新加坡結婚，嫁給羅星文。

我閉上眼睛，揉了揉太陽穴。太陽穴還在隱隱作痛，從昨晚的酒到現在，一直沒消停過。

臨江現在是甚麼樣子？恐怖襲擊的痕跡應該已經清理得差不多了。我在廣州轉機時看到的新聞說，華民集團雖然遭受重創，但各項業務已經基本恢復。薛曉華正在醫院接受治療，恢復得很快。她這個人，我從認識她的第一天起就知道，她是那種天塌下來也能咬著牙撐住的女人。被強姦這樣的創傷，換了別人也許就此垮了，但她不會。她的眼睛里或許有甚麼東西碎了，但她的脊梁不會彎。華民集團的新總部大樓已經在重建，據說設計方案改了，比以前更高，更堅固。

臨江的特種金屬提煉產業和生物制藥產業也在有條不紊地推進。這兩個項目是臨江未來發展的命脈，是我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從京城爭取來的政策扶持。特種金屬提煉關乎高端製造業的命脈，生物制藥則直接對接上海張江的產業溢出。兩個項目加起來，預計能帶動上萬個就業崗位，拉動臨江GDP增速好幾個百分點。

蘇紅梅的亨泰集團也不甘落後。她啓動了新一輪的街區建設計劃，據說要打造臨江第一個綜合性商業街區，集購物、餐飲、娛樂、辦公於一體。這個項目她跟我談過很多次，每次都在我的辦公室里，她穿著得體的套裝坐在沙發上，翹著腿，拿著激光筆在圖紙上指指點點。她的眼睛很亮，說到激動處會站起來，走到我辦公桌前面，雙手撐著桌面，身體微微前傾。那個時候，我總覺得她不像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她的身上有一種被歲月焠鍊過的、鋒利的精力。

但這些都不是讓我最頭疼的。

讓我最頭疼的是一個名字——蘇晚。

我的秘書。交通大學時代的師妹。參加圍剿臨江恐怖分子的蘇烈鈞將軍的姪女。來自京城那個神秘家族的千金大小姐。

蘇晚來我的辦公室報到是在恐怖襲擊發生前不久。她穿著剪裁精緻的深色西裝裙，腳踩黑色細跟高跟鞋，頭髮盤得一絲不苟，手裡拿著一個牛皮文件夾。她的笑容恰到好處——不卑不亢，不冷不熱，是那種在京城大院裡精心培養出來的微笑，每一個弧度都被精密計算過。

「蘇市長，您好。我是蘇晚，新來的秘書。」她伸出手，手指修長白皙，指甲剪得很短，塗著透明的甲油。握手時力道適中，多一分則太緊，少一分則太松。

我當時不知道她的背景。只當是組織部例行調動，從省裡分下來的年輕幹部。交通大學畢業，比我低幾屆，算是嫡系師妹。履歷很漂亮——本科畢業後去了京城某部委工作三年，然後主動要求下基層，被分到了臨江。這種人我以前也見過，通常是在基層鍍兩年金，然後調回京城，一路高昇。

直到恐怖襲擊發生，蘇烈鈞將軍率領武警部隊包圍了恐怖分子的據點，我才知道蘇晚是蘇將軍的姪女。那個時候，她站在我的辦公室里，接了一個電話，然後抬頭對我說：「市長，我叔叔已經到了。他們的狙擊手已經佔領了制高點。突擊將在二十分鐘後開始。」

她的語氣平靜得像在彙報明天的會議安排。

之後我開始留意她。她的工作能力確實出色。文件整理得井井有條，會議記錄一字不差，該提醒的事從不遺漏，不該說的話絕不多半句。她對官場的規則很熟悉，知道甚麼時候該出現，甚麼時候該消失，甚麼時候該替領導擋掉不必要的應酬。她的酒量很好，但從不主動舉杯，只在領導需要她代酒的時候才端起酒杯，一飲而盡，面不改色。

但這些都不是問題所在。問題在於——她想取代母親的位子。

這個「位子」不是在辦公室里的位置，而是在我生活中的位置。

她從來沒有明確說過甚麼。蘇晚不是那種直接的女人。但她會在加班到深夜時，給我泡一杯枸杞菊花茶，輕輕放在我的手邊，然後說一句「市長早點休息，別太累了」。她會在我的西裝外套掉了一顆扣子時，第二天就把扣子補好，針腳細密得幾乎看不出來。她會在下雨天多帶一把傘，然後在我準備冒雨出門時遞過來，嘴角掛著那種淡淡的、不惹眼的笑意。

這些事情母親以前也做過。給我泡茶，給我縫扣子，給我備傘。但母親做這些事情時，帶著一種母性的、近乎溺愛的溫柔。蘇晚做這些事情時，帶著一種精心設計過的、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她不是要我感動，而是要我習慣。習慣她的存在，習慣她的照顧，習慣她在我的生活里佔據越來越多空間。

而她的背後，站著京城蘇家。那個讓省裡領導都要客客氣氣對待的、根深蒂固的龐大勢力。蘇烈鈞將軍親自給我打過電話，語氣客氣而意味深長：「維民啊，我姪女在臨江還好吧？你多關照關照。她還年輕，有些地方不懂事，你多擔待。」

「多關照關照」。這幾個字在官場里意味著甚麼，我不可能不懂。

我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睜開眼睛。

遠處，兩道車燈划破了夜色。一輛黑色的奔馳轎車沿著機場高速路拐了下來，朝到達口駛來。車駛到台階前停下，駕駛座的車窗緩緩降下。

蘇紅梅的臉從車窗里露出來。

她穿著一件深色的絲綢襯衫，領口隨意敞著兩顆扣子，露出鎖骨下方一小片皮膚。頭髮沒有像往常那樣盤起來，而是散在肩頭，帶著被枕頭壓過的凌亂痕跡。臉上沒有化妝，素面朝天，眼角細細的紋路在車頂燈的映照下清晰可見。但那雙眼睛依然鋒利，像兩顆被夜色淬過的黑曜石。

她盯著我看了兩秒，目光從我臉上掃到我皺巴巴的襯衫，掃到我手邊孤零零的登機箱，掃到我疲憊不堪的表情。然後她開口了，聲音沙啞而乾脆：「上車。」

我把箱子扔進後座，拉開副駕駛的門坐了進去。車內開著空調，冷氣撲面而來，帶著她身上那股熟悉的香水味——是蘭蔻的奇跡，前調是荔枝和小蒼蘭，中調是木蘭和胡椒，尾調是麝香和琥珀。這個味道讓我想起母親，母親也用這個牌子的香水，但母親用的是另一款，叫詩情畫意。

蘇紅梅單手扶著方向盤，另一隻手從扶手箱里掏出一瓶礦泉水，塞到我手裡：「喝點水。你看看你這樣子，在機場坐了一宿還是怎麼的？」

我擰開瓶蓋，一口氣喝了半瓶。水是冰的，順著喉嚨滑下去，把胸口那股郁結的氣壓下去了一些。

「怎麼突然回來了？」她問，目光依然盯著前方空曠的公路，「不是說要在新加坡多待幾天？」

「她走了。」

「走了？」

「走了。飛新西蘭。和一個新加坡的富二代，叫羅星文，說是要開始新生活。」

蘇紅梅沈默了幾秒。然後她輕輕嘆了口氣，那口氣很短，短到幾乎聽不見。她伸手擰開了車載收音機，電台正在播放深夜節目，一個嗓音低沈的女聲在唱著甚麼粵語老歌。她把音量調得很低，低到只剩下若有若無的背景音。

車子駛上了機場高速，兩旁的景色在窗外飛速後退。臨江的夜色在擋風玻璃前面鋪展開來——遠處市區的燈火連成一片，星星點點，像倒扣在地面上的銀河。工業區的煙囪在夜色中冒著淡淡的白煙，被路燈染成橘黃色。一列貨運火車沿著鐵軌緩緩駛過，汽笛聲隱約傳來。

「臨江這些天還好嗎？」我問。

「好著呢。」蘇紅梅說，眼睛依然看著前方，「死了的人死透了，活著的人還得接著活。華民集團那邊，薛曉華還在醫院，但她手底下的團隊是真能幹，業務基本恢復正常了。新總部的圖紙我看了，比原來那棟高十層，說是要蓋成臨江的地標。」

「她身體恢復得怎麼樣？」

「身體上的傷好得差不多了。其他的——」蘇紅梅頓了頓，「我不知道。我去看過她兩次，她看起來很正常，談業務、談規劃、談重建工期，談得清清楚楚，條理分明。越是這樣，我越不放心。」

我沒說話。我太瞭解這種感覺了。一個人遭遇了難以啓齒的創傷之後，如果還能面不改色地談工作，那不是在恢復，那是在把傷口埋得更深。等到哪天那些被埋起來的東西破土而出，才是真正危險的時候。

「不過你放心，」蘇紅梅接著說，「薛曉華不是那種需要別人可憐的女人。她的韌性比你想象的要強得多。給她一點時間，她能自己走出來。」

「希望吧。」

車子駛過了一個高架橋，橋下是臨江的市中心。午夜時分，大部分商鋪都關了門，只有少數幾家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店和網吧還亮著燈。一家夜總會的霓虹招牌在夜色中閃爍不定，粉色和紫色的光芒交替明滅，照在門口幾個抽煙的年輕人臉上。

「我的亨泰那邊也有進展，」蘇紅梅說，語氣里帶上了一絲難得的輕鬆，「街區建設的規劃方案已經通過了市規委會的初審。我打算下個月正式開工。你到時候來剪彩？」

「行。」

「你可別穿成這樣來。」她側頭瞥了我一眼，嘴角浮起一絲揶揄，「堂堂臨江市市長，西裝扣子都崩掉了，領口皺得像鹹菜，叫記者拍到成何體統。」

我看了一眼自己松垮的領口，苦笑了一下。

蘇紅梅收起了笑容，沈默了一會兒，然後開口，聲音比剛才低了幾分：「你老婆走了，你心裡不好受吧。」

這不是疑問句，是陳述句。

我沒說話。

「我認識你老婆也快二年了。」她繼續說，目光盯著前方的路面，「她那個人啊……怎麼說呢。她是那種男人見了就拔不動腿的女人，但她不是壞人。她只是活得太用力了。我的人也調查過來，當年在上海，你老婆就是靠著那張臉吃飯，那是沒得選的。後來嫁給你，想做個正經太太，結果我也不知道你們之間到底發生了甚麼。她做過的那些事，有的我不認同，但我不會站在道德高地上指指點點。因為換了我，我不一定比她做得更好，不過，她和恐怖分子站一起，國家是不會放過她的。你們分開，對你，對她，都是好事。」

她頓了頓，又補了一句：「現在她跟羅星文去了新西蘭，是最好的選擇。離開這裡，離開這些年的爛攤子，到一個沒人認識她的地方重新開始。她這輩子，也該為自己活一回了。」

蘇紅梅說著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很平淡，沒有太多情緒的起伏。但我注意到，她握著方向盤的手指收緊了些，指節微微泛白。

車子轉進了一條窄路，兩旁的行道樹在車燈光柱里投下斑駁的影子。這條路通向我在市區的住處——一套不大的公寓，政府配的，夠我一個人住。

「蘇晚呢？」蘇紅梅突然問。

我愣了一下。

「你那個秘書。蘇將軍的姪女。」她的語氣變了，變得有些難以捉摸，帶著幾分試探，又帶著幾分揶揄，「聽說你不在的這段時間，她把你的辦公室打理得井井有條。連盆栽都給你換了新的。她對我倒是挺客氣，每次見到我都叫‘蘇總’，客客氣氣，規規矩矩。但我能看出來，那個小丫頭不簡單。」

「怎麼不簡單？」

「她的眼睛太聰明瞭。」蘇紅梅說，抿了抿嘴唇，「聰明的女人有兩種。一種是把聰明寫在臉上的，那種人最笨。另一種是把聰明藏在笑容後面，讓你看了只覺得舒服，說不出哪裡不對勁。你那個蘇晚，是第二種。她的笑容精確得滴水不漏，她的周到挑不出毛病，她的眼睛里永遠藏著一半情緒，你猜不到她在想甚麼。」

她頓了頓，又補了一句：「這種女人最危險。」

我靠在椅背上，閉上了眼睛。

危險？當然危險。京城蘇家的千金，蘇將軍的姪女，跑到臨江來當一個小小的市府秘書，這事兒本身就透著不對勁。她嘴上說自願下基層，但誰知道下基層的真正目的是甚麼。她對我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到底是真心還是任務，我分不清楚。

但這不是最讓我頭疼的地方。最讓我頭疼的是，有時候加班到深夜，她端著茶進來，把杯子輕輕放在我手邊，然後安安靜靜地退出辦公室，我會有一種錯覺——徬彿母親還在身邊。

這個念頭讓我既羞愧又憤怒。羞愧是因為對母親的念想居然被投射到了另一個女人身上。憤怒是因為我不確定蘇晚是不是故意的。她太聰明瞭，聰明到如果她真的是故意的，我或許根本察覺不到。

車停了。

我睜開眼，看到自己住的那棟樓就在面前。四層的老式公寓，灰白色的外牆在路燈下顯得格外冷清。樓道口的聲控燈壞了，黑洞洞的。

車子重新駛上機場高速，兩旁的燈光在車窗外拉成一道道流動的金線。蘇紅梅單手握著方向盤，另一隻手的指尖輕輕敲擊著方向盤邊緣，敲出一種沒有節奏的節拍。車載收音機里那個低沈的女聲已經被一個深夜談話節目取代，主持人在用刻意壓低的嗓音念著聽眾來信。蘇紅梅伸手把收音機關了，車內只剩下引擎的低鳴和空調出風口的氣流聲。

快到市政府宿舍區的時候，她突然放緩了車速。輪胎碾過路面上一個淺淺的坑窪，車身輕輕一震。她側過頭看我，眼睛里有一種被車頂燈照得發亮的東西，說不清是關切還是別的甚麼。

「你老婆現在走了。」她說。

「我媽。」

「行，你媽。」她沒和我爭，語氣里帶著一種不跟她計較的寬容，「總之現在人走了，去了新西蘭。你那個宿舍區我送過你好幾次，家裡估計一個人也沒有，冷鍋冷灶的。你這一路從新加坡飛到廣州，又從廣州飛回臨江，折騰了十幾個小時，進門連口熱水都喝不上。」

她頓了頓，手指在方向盤上又敲了兩下。

「不如去我別墅休息一下。明天反正也是週末，不用上班。我那裡房間多，你隨便挑一間睡。而且很私密，周圍沒有鄰居，也沒有記者蹲點，保證安全，不會讓人說閒話。」

她說「私密」兩個字時，語氣平淡得像在說今天的天氣。但她的手指停止了敲擊，握在方向盤上，指節微微泛白。

我靠在座椅上，側頭看著她的側臉。車內昏暗的光線模糊了她眼角的細紋，讓她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年輕不少。她的鼻梁很直，嘴唇抿成一條線，下巴微微上揚——那個角度讓她看起來不像一個五十多歲的女人，倒像一個正在等待判決結果的人。

我點了點頭。

蘇紅梅盯著我看了兩秒，確認我沒有勉強。然後她側過身，一隻手撐著中控台，探過來，在我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她的嘴唇乾燥而溫熱，帶著夜晚空氣里殘餘的清涼，落在我皮膚上的觸感像一片被秋風捲起的枯葉。然後她坐回去，嘴角浮起一個弧度，重新掛擋，利落地打了一圈方向盤。黑色奔馳在空曠的馬路上划過一道流暢的弧線，掉頭朝另一個方向駛去。

「你知道，」她一邊開車一邊開口，聲音比剛才輕快了不少，「當初小偉死在火災現場的時候，你答應過他的。」

我的手放在膝蓋上，指節慢慢收緊。

「我記得。」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