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14)母親的負面資產

所以在蘇晚這件事上，蘇紅梅和薛曉華不約而同地選擇了團結。這種團結沒有明說，沒有簽協議，沒有任何公開的表態，但它體現在了一系列實實在在的行動上。亨泰和華民長期以來的互相撕咬，自從華民集團被恐怖分子襲擊以後就開始緩和了。亨泰承接了華民新總部大樓的部分建材供應合同，華民把生物制藥園區的一部分物流業務外包給了亨泰的子公司，兩個女人在市政府常務會議上也不再互相拆台，偶爾還會在對方面前默契地幫我擋掉一些不懷好意的提案。

這些都是好事。至少在公事層面，是好事。

但有一件事讓我頭大。不是一般的大。

薛曉華把手機放下，走回來，從茶几上拿起我的公文包遞給我。她的手在我的手背上停了一下，然後抬眼看我，表情忽然變得認真起來。

「維民，有件事我一直想問你。」

「你說。」

「你知道蘇紅梅為甚麼討厭江曼殊——不光是因為你，還因為江曼殊當年在臨江的時候跟蘇紅梅在生意上有過節。我也討厭江曼殊——不光是因為你，還因為她差點把你整個人生都毀了。蘇晚也討厭江曼殊——那是因為蘇家的情報系統早就把江曼殊的底細查了個底朝天，蘇晚比我們兩個加起來知道得都多。」她說到這裡，停了停，像是在組織措辭，「我們三個討厭江曼殊，各有各的理由。但你知道我在想甚麼嗎？」

「想甚麼？」

「我在想——江曼殊現在已經走了，跟那個富二代去了新西蘭，不會再回來禍害你了。但她留了一個問題給我們三個。蘇紅梅想跟你生個孩子，蘇晚想跟你過一輩子，我想……我想甚麼你已經知道了。我們三個互相較勁，互相提防，互相炫耀，但歸根到底——我們三個都怕同一件事。」

她握了握我的手。

「我們都怕你還放不下她。」

我看著她，沒有回答。落地窗外，臨江的夜色已經完全鋪開了。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盞紅燈還在有節奏地一明一滅，遠處的市區燈火連成一片，像倒扣在地面上的銀河。雙子塔的玻璃幕牆映出辦公室里我和她的影子——她站在我面前，一隻手握著我的手，另一隻手指尖還殘留著剛才繞我領帶時沾上的體溫。

薛曉華的那句話在我耳朵里轉了好幾圈，像一顆石子投進井里，過了很久才聽到井底傳上來的那一聲悶響。

關於這一點我是很清楚的。這三個女人鬥得再凶，互相使絆子、炫耀、試探底線，但在討厭江曼殊這一點上，她們的態度出奇地統一，像三條從不同方向流過來的河忽然匯進了同一條河道。蘇紅梅討厭她，不光是因為我，還因為當年母親在臨江的時候跟亨泰在生意上有過直接衝突——母親幫別人撬過亨泰的牆腳，蘇紅梅記仇記到現在。薛曉華討厭她，是因為親眼看著母親把我拖進一個又一個泥潭，她卻不能替我鏟平那些爛攤子。蘇晚討厭她，是因為蘇家的情報系統把母親的底細翻了個底朝天，連她當年在上海做「學生」時接觸過哪些人都查得一清二楚。三條河，匯成同一股濁流。

但不止這三條河。是整整一片海。

我那群神通廣大的師兄師姐們——大師兄在德國做完訪問學者回來以後現在已經是某個跨國企業的亞太區負責人，二師兄在上海交大從副教授升到了教授還兼著學院副院長，三師姐在深圳把公司做上了市，小師弟在省發改委從科員一路提到了處長——他們每一個人，在每一個能見到我的場合，都會用不同的方式表達同一個意思：那個女人配不上你，你甚麼時候才能清醒。市政府里的同僚也一樣。那些表面上對我客客氣氣、開會時一口一個「蘇市長」的人，轉個身進了茶水間，聲音就會壓低了三分。不止一次，我的秘書——在蘇晚之前的那幾任——會在整理文件的時候不小心把一份匿名舉報信的復印件夾在會議材料里遞到我手上。舉報信的內容大同小異：臨江市市長蘇維民，其配偶江曼殊曾長期從事色情服務行業，與多名身份不明的境外人員保持不正當關係，並在與蘇維民婚姻存續期間公然與新加坡籍男子羅某同居，現已隨該男子出境。舉報信的落款永遠是「一個關心臨江政治生態的普通幹部」或者「一個希望組織嚴肅紀律的老黨員」。

我從來不查這些信是誰寫的。因為查不過來。臨江官場里看我不順眼的人太多了——被我動過蛋糕的、被我壓過提拔的、被我當眾駁過面子的、被我在常務會議上否過方案的。他們拿我的政績沒辦法，就拿江曼殊這三個字當刀使。每次提拔公示期，每次評優評先，每次省裡來人考察，這把刀就會被從某個抽屜里翻出來，擦一擦，重新捅一次。「蘇市長的前妻是個做雞的」——這句話在臨江官場的暗處流傳了好幾年，傳到我耳朵里的時候已經不知道被添了多少油加了多少醋。有人說她不是做雞，是媽媽桑，手底下管著幾十個姑娘。有人說她不是跟富二代跑了，是跟新加坡黑幫老大的兒子跑了。有人說她走的時候捲走了我的全部積蓄，所以我現在還住在市府宿舍里。

這些流言，我一個字都不信，也一個字都不辯。因為一旦辯了，就等於承認了這些話題值得討論。而一旦承認了值得討論，他們就會挖得更深。

但最讓我難忘的，還是周教授。

老頭在交通大學帶我的時候，是個出了名的暴脾氣。他可以在課堂上當著上百號人的面把一個答錯問題的研究生罵到哭，也可以在辦公室里把一篇不合格的論文摔在地上讓學生一頁一頁撿起來。但他對我，從來都是最溫柔的。我是他帶的時間最長的學生，也是他最得意的門生——至少在他知道江曼殊之前是這樣。

他知道以後，一切都變了。

我到現在都記得第一次被他逼著談這件事的場景。那時候我還在臨江市委辦公室當副主任，老頭從上海專程飛到臨江，在市委招待所里堵住了我。他把一疊材料拍在茶几上——不是打印的，是手寫的，幾頁信紙，上面密密麻麻記著母親在上海的「從業經歷」，不知道是哪個神通廣大的校友幫他查的。他指著那疊材料，手指在發抖：「維民，你告訴我，這上面寫的，哪一條是假的？你說得出來一條，我現在就把這些東西燒了，給你道歉。」我一條都說不出來。他等了我一分鐘，然後把那疊材料抓起來塞進公文包，站起來，一腳踢翻了茶几旁邊的廢紙簍。「你糊塗！」那是他第一次罵我。

後來他罵我的次數越來越多了。我從市委辦副主任提到市政府秘書長，他在電話里罵。我從市政府秘書長提到副市長，他飛到臨江來罵。我從副市長提到市長，他那時候已經調到了中央，在某次省部級幹部研修班上把我單獨叫出來，在走廊盡頭壓低聲音罵了整整四十分鐘。拍桌子、砸水杯、臉紅脖子粗——這些場面在那些年里反復上演。

但最讓我忘不了的是那一次。老頭已經是國家級領導了，國務委員，名字後面跟的職銜多到一張名片印不下。他到省裡視察，行程安排得很滿，但還是專門擠出一個晚上，在省委招待所的小餐廳里安排了飯局。飯局上全是熟人——大師兄正好回國出差，二師兄從上海飛過來，小師弟從省城開車過來，還有幾個在不同部委和省直機關任職的師門同學。老頭一開始心情不錯，談國際形勢、談經濟政策、談臨江的產業升級，還當著一桌子人的面誇我：「蘇維民在臨江搞的那個生物制藥產業園，思路對頭，有前瞻性。地方幹部裡能有這個眼界的不多。」大師兄給我使了個眼色，意思是——老爺子今天高興，你就順著他說。

後來氣氛開始不對，是在菜上到第七八道的時候。老頭放下筷子，端起酒杯，沒有喝，只是轉著杯子看裡面掛壁的酒液。同桌的人還在聊著別的話題，但大師兄已經注意到了老頭的表情——大師兄是最會看臉色的，他立刻安靜下來，給二師兄使了個眼色，二師兄又踢了小師弟一腳。不到十秒，整張桌子鴉雀無聲。

老頭等所有人都不說話了，才把酒杯放下，抬頭看著我。他的頭髮已經全白了，但那雙眼睛還是當年在交大講台上一樣的銳利。他問了一句：「維民，你那個老婆，離了沒有？」

我說還沒有。他沈默了片刻，然後沒有任何預兆地抓起桌上的分酒器，手腕一翻。大半杯茅台，帶著酒液特有的黏稠和濃香，劈頭蓋臉地潑在我臉上。酒液濺進我的眼睛，火辣辣地疼，順著我的臉頰淌下來，滴在我那件當時還是新買的深藍色西服上。一桌人全都愣住了。啤酒杯停在半空中，筷子掉在地上滾了兩圈。沒有人敢動，沒有人敢出聲。小師弟的臉色白得像紙。

「你——」老頭把分酒器往桌上重重一頓，酒液從杯口晃出來，濺在白色桌布上，暈開幾團深色的印子，「你是要她毀了你一輩子才甘心是不是？」

大師兄最先反應過來。他站起來，一隻手按住老頭的肩膀，另一隻手迅速把桌上的酒瓶和分酒器全都收走，動作熟練得像排練過無數遍。二師兄遞給我一張濕毛巾，我沒有接。我用手背擦了擦臉上的酒，站起來，給老頭鞠了一躬，說：「教授，您說得都對。我會認真考慮。」然後我轉身離開了餐廳。

走廊里很安靜，腳下的地毯吸掉了所有腳步聲。我走到電梯口，按了幾下按鈕，手指在發抖。不是因為憤怒，是因為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被反復碾壓了無數次之後的鈍痛。我知道老頭是為我好。他這輩子花了多少心血在我身上，從交大的課堂一路教到官場的實踐，把我從一個沒有任何家世背景的窮學生培養成全省最年輕的市長。他不能接受他最得意的門生因為一個女人的關係，在某一天被組織審查、被政敵利用、被歷史定論——這是他的原話。他的方式粗暴到了極點，但他的用心我從來沒有懷疑過半分。

大師兄也逼過我離婚。但他的方式和周教授不一樣。大師兄不拍桌子不潑酒，他是那種笑著跟你說話但每句話都帶鈎子的人。那年他剛當上某跨國企業的亞太區負責人，來省城談一個新能源汽車的電池投資項目，項目規模很大，省裡好幾個城市都在搶。他專門到臨江來找我，在我辦公室里坐下，翹著二郎腿，喝著杯里我親手給他泡的龍井，跟我說：「維民，這個項目我可以放臨江。投資額十二個億，上下游帶動的就業和稅收你自己算。但我有一個條件。」他頓了頓，把茶杯輕輕擱在桌上，「你跟江曼殊離婚。你一天不離，這個項目我一天不落臨江。」

我當時看著他的眼睛。他的眼睛很溫和，帶著一種過來人的、洞悉一切的沈穩。他不是在威脅我，他是在用他自己的方式逼我做他認為正確的決定。他比周教授更難對付，因為周教授的招數你還能接住——大不了就是挨一頓罵，挨一杯酒，挨幾次拍桌子。但大師兄的招數你接不住，因為他手裡攥著的東西是真金白銀的、能影響臨江幾十萬老百姓飯碗的項目。他在逼我做選擇題：選江曼殊，還是選臨江。

「大師兄，」我說，「你這不是讓我為難嗎？」

他笑了笑，站起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要是連這道選擇題都做不對，就白費了老師這些年教你的東西。」

後來他還是把項目放在了臨江。但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語氣里帶著一種不加掩飾的遺憾：「維民，你知道我為甚麼最後還是選臨江了嗎？不是因為你不離婚我就心軟了，是因為你們臨江的產業園配套確實比別的地方強。那個女人差點毀了你們臨江的一次重大招商——我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類似的事還發生過很多次。三師姐在深圳的公司上市以後，有一年到臨江來考察，在我辦公室里聊了沒幾句就把話題拐到了老路上。她的方式和大師兄不同，她不威脅，她只是嘆了口氣，說：「維民，你是我見過的最聰明的人，也是我見過的最傻的人。聰明在做事，傻在看人。」我沒回答。她又嘆了口氣，站起來，說了一句：「算了，我不勸了。勸了這麼多年也沒用。你自己看著辦吧。」

這些人——我的老師，我的同門，我的同僚，我的紅顏知己——他們每一個人都認為江曼殊不是好東西。他們不知道母親和我的真正關係。他們不知道她是我的繼母，不知道她在我父親去世後把我養大，不知道她當年在上海從事風俗行業是為了供我讀書，不知道她嫁給我是天知道甚麼複雜的原因。他們只知道一個事實：蘇維民娶了一個做雞的女人，這個女人年齡比他大很多，和恐怖分子有牽連，最後拋棄他跟一個富二代跑了。這個事實已經足夠讓他們做出所有判斷。

我不怪他們。換了我在他們的位置，我大概也會勸那個叫蘇維民的人趁早離婚。但理解歸理解，那種被所有人包圍著、被所有人在耳朵邊上反復重復同一句話、被所有人在所有可能的場合用所有可能的方式逼迫你做同一件事的感覺——那種感覺，就像被關在一個沒有門窗的房間里，牆壁上只有一面不斷重復播放同一段錄音的擴音器。你堵不住它，你關不掉它，你逃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