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15)荒唐的過去

從華民總部雙子塔的旋轉門裡走出來的時候，外面的天已經全黑了。臨江的夜晚沒有新加坡那種赤道式的悶濕，也沒有廣州那種稠密的燈火，而是一種被工業城市特有的粗糲感裹住的、帶著油煙和塵土氣息的夜幕。路燈剛亮不久，橘黃色的光打在柏油路面上，把路面上的裂縫和修補痕跡照得清晰分明。對面亨泰工地的塔吊臂上那盞紅色警示燈還在有節奏地一明一滅，工地上已經停了工，只有幾盞探照燈還亮著，把裸露的鋼骨架照得蒼白。

我站在台階上，把西服扣子重新系好，吸了一口夜晚的空氣。空氣里有遠處夜市飄來的孜然味，混著柏油路面散髮出的白日余熱，還有一絲從更遠處工業區飄來的淡淡的焦煤味。這些味道混在一起，不香，但熟悉。

剛走下台階，手機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來看了一眼屏幕上的來電顯示。那是一個北京的區號，後面跟著一串數字，號碼段不是普通公務電話，也不是私人手機，而是那種介於兩者之間的、屬於某個中央部委直屬辦公室的加密座機號段。我在臨江這些年，接過無數電話，但這個號段我只見過屈指可數的幾次——每一次都跟一個人有關。

而到目前為止，我熟悉的、能直接讓秘書撥我私人手機的中央首長，除了前兩天剛在新聞裡看到要去西伯利亞維和的蘇烈鈞將軍，就只剩下一個人了。

我深吸一口氣，把手機貼到耳邊。

「您好，我是蘇維民。」

「蘇市長您好，我是周副總理辦公室的張秘書。」那邊傳來的聲音年輕而不輕浮，帶著京城大院特有的那種咬字清晰、節奏沈穩的語調，每一個字都像是被尺子量過，「根據首長近期工作安排，下周首長將前往貴省視察經濟工作，期間計劃在臨江市停留一天。具體行程包括聽取臨江市政府關於重金屬提煉產業升級和生物制藥產業園區建設情況的彙報，實地考察華民集團和亨泰集團，並與基層幹部座談。請臨江市方面按照相關接待規定做好準備工作。」

我站在原地，把電話換到另一隻手上，從公文包里摸出一支筆和一個小記事本，飛快地在記事本上記了幾個關鍵詞——華民、亨泰、座談會。周老頭要來臨江了。不是隨便來看看，是正式的、帶著一整支調研組的那種視察。行程安排具體到了每一家企業、每一場彙報，這意味著老頭來之前已經把臨江的材料翻了個遍。

「收到。請轉告首長，臨江市將嚴格按照中央八項規定做好接待工作，彙報材料會在兩天內送省裡預審，考察點的前期準備工作明天啓動。」我頓了頓，補了一句，「另外——請轉告首長，臨江的幹部都很想念他。」

張秘書嗯了一聲，聲音里帶了一絲極淡的笑意，像是知道我這句話里藏著的東西遠比字面多。「蘇市長，首長還有一個口信讓我轉達。」

「請說。」

「首長說——‘讓維民把彙報材料準備好，但不用太緊張。上次在省裡潑他的那杯酒，我早就不記得了。’」

我握著手機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緊了半寸。老頭讓秘書轉達這句話，意思太多了。他說他「不記得」，意思是他記得比誰都清楚。他說「不用太緊張」，意思是這次來臨江，公事要談，私事也要談。他用一句半開玩笑的話，把上次飯局上那杯茅台的尷尬抹平了，但他沒有說「算了」——他只是說「不記得」。

「謝謝張秘書，首長的話我一定認真領會。」我說。

掛了電話，我把手機放回口袋。台階下面幾個正在巡邏的安保看見我站在門口不走，往這邊多看了兩眼，認出是我之後又轉了回去。我把記事本合上，站在台階上，看著遠處臨江市區星星點點的燈火。一輛摩的在非機動車道上突突突地駛過，騎手戴著耳機在打電話，聲音被風吹散在夜色里。

過去一般老頭都是親自打電話的。從交大時期到我在臨江剛起步那幾年，他每次要見我，都是直接用他那個老掉牙的紅色座機撥我的手機，電話接通以後連個招呼都不打，直接喊名字——「蘇維民！我下周到你那邊去一趟。」後來他調進中央，升了國務委員，又升了副總理，這種直接撥電話的機會反而越來越少了。級別越高，規矩越多，不能再像以前那樣一拍腦袋就打學生電話了。但每次他通過秘書安排行程，都會讓秘書在最後加一句「首長讓您方便的時候給他回個電話」，那意思就是——公事歸公事，私事歸私事，回電話的時候就不是副總理和市長了，是老師和學生。

上次潑了我一臉茅台之後，這句「讓您方便的時候回個電話」就沒有了。老頭沒有再主動給我打過電話，連讓秘書轉達的口信都變得公事公辦，不再夾帶任何私人情緒。他只是隔三差五讓師兄弟們幫忙帶個話。大師兄轉達的是「讓他別老是加班，身體要緊」，二師兄轉達的是「聽說臨江的產業園不錯，讓他把材料寄一份到北京」，小師弟轉達的是「師兄，老師說上次那酒太猛了，但他嘴硬，死活不肯道歉」——小師弟那張嘴向來最不把門。這些帶話都有同樣一個潛台詞：老頭還在生氣，但氣歸氣，他還是我的老師，還是在盯著我的一舉一動。

這一次他親自派秘書通知視察行程，還讓秘書帶了一句「那杯酒早就不記得了」——這句話本身就是在說，他打算借這次視察把之前的不愉快翻篇。但翻篇之後呢？

作為國家領導來視察地方，我是不慌的。臨江的GDP增速在全省排前三，重金屬提煉產業的產值連續十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生物制藥產業園一期已經入駐了二十幾家企業，華民和亨泰作為臨江兩大民營旗艦，各項指標都經得起查。西服是合規的，票據是齊全的，彙報材料我心裡早就有了框架。老頭在考察點現場問甚麼刁鑽問題我都不怕。

我唯一擔心的，是老頭這次來又要撮合我和蘇晚。

這個念頭一冒出來，就壓不下去了。老頭這輩子對自己認准的事從來不死心，而撮合我和蘇晚是他認准了快十年的事。當年在交大的時候他就是這個主意，後來我選了母親他氣得半死，再後來他把蘇晚從北京調來臨江放在我身邊當秘書，每一步都像是他預先布好的棋。現在母親走了，檔案上我已經是單身，在老頭眼裡，這盤棋等了這麼多年，終於等到了收官的時候。他這次來臨江，行程表上寫的是「聽取彙報」「考察企業」「與基層幹部座談」，但在我心裡，那張行程表的背面一定用看不見的墨水寫著四個字——驗收成果。

我把記事本和筆收進公文包，在台階上站了幾秒，然後邁步往下走。周鐵軍在大門口值班，看見我走出來，朝我點了下頭。我抬手示意了一下，算是告別。夜風從街對面吹過來，帶著混凝土攪拌站飄出來的水泥粉塵味和遠處不知誰家陽台上晾著的衣服被風吹動的窸窣聲。

我得回宿舍一趟。不是因為蘇晚可能在——她已經走了，她說「早點回來」之後就拎著那個LV紙袋出了門，她的習慣是話說完了就不會在原地逗留，不會像薛曉華那樣趴在門口等。但我得回去把彙報材料的大綱拉出來，明天一早讓辦公室往省裡報。而且剛才在薛曉華辦公室里那場折騰，襯衫後背又濕了一遍，新西服袖子上沾了真皮沙發上的皮革護理油，得回去換一套。

我走到路邊，招手攔了一輛出租車。這次沒打摩的——市長坐摩的白天還能說是親民，晚上坐了人家看不清你是誰，反而容易出事。出租車司機是個四十多歲的中年男人，收音機里放著評書，單田芳的沙啞嗓音在車廂里回蕩。司機從後視鏡里看了我一眼，大概覺得眼熟，但沒認出來，只是問：「老闆去哪個方向？」

「市府宿舍。」

車子駛過老城區的時候，我透過車窗往外看。街道兩旁的店鋪已經關了大半，只剩幾家二十四小時便利店和燒烤攤還亮著燈。燒烤攤的炭火在夜色里發出暗紅色的光，油煙順著鐵皮煙囪往上飄，幾個光著膀子的男人圍在塑料桌前喝啤酒，腳邊趴著一條懶洋洋的土狗。這些場景和我幾年前剛當市長時一模一樣——臨江的夜晚是屬於這些人的，不是屬於雙子塔和玻璃幕牆的。周老頭要看發展數據，我能給他背得一字不差。但他如果想看真正的臨江，應該在這個點來這條街，在燒烤攤旁邊坐一會兒，聞一聞孜然和炭火的味道。

車子拐上市府宿舍門前那條栽了兩排行道樹的窄路。車燈光柱掃過路緣，一隻野貓從垃圾桶後面躥出來，消失在牆角的暗處。我付了車費，拉開車門走出來。樓道口的聲控燈今天早上被蘇晚換了新的燈泡，我這會兒咳嗽了一聲，那燈就亮了，乳白色的光照在樓道口那扇生了鏽的鐵門上，把鐵門上貼著的「創建文明社區」標語照得發白。

我用鑰匙開了門，客廳里黑漆漆的，沒有開燈。蘇晚走了。窗簾還是下午她拉上的那個位置，沙發上被她重新拍過的靠墊還鼓鼓地立在原位，茶几上她留下的那瓶礦泉水我喝了一半。空氣里那股極淡的白茶清香還沒有散乾淨。我把燈打開，在玄關換了拖鞋，走進臥室，從衣櫃里翻出一件乾淨襯衫。舊襯衫袖口上那幾塊鐵鏽色的印子還在，被洗衣液泡過無數次之後已經淡了很多，但在白色面料上依然依稀可辨。在薛曉華辦公室折騰了一下午，身上那件的後背已經被汗浸透了，貼在皮膚上黏得難受。

我把舊襯衫搭在椅背上，拿起乾淨的那件剛套上袖子，正在系扣子，手機又在口袋里震了。

我掏出來一看——還是北京的區號，但不是剛才那個加密座機號段，而是另一個號碼。我盯著屏幕看了兩秒，腦子里迅速排除了幾種可能性。不是周教授的秘書——秘書剛才已經通知完了，不會再打。不是蘇將軍——蘇將軍現在大概在瀋陽軍區做出發前的最後部署，沒空給我打電話。那還能是誰？

我握著手機的手指微微收緊，屏幕上那個北京區號的號碼在黑暗中亮得刺眼。窗外遠處有一輛垃圾車正在收垃圾，鐵桶碰撞的聲音隔著玻璃傳進來，悶悶的。我剛換上的乾淨襯衫領口還沒翻好，衣領翹在脖子後面，被夜風從沒關嚴的窗縫里灌進來，涼颼颼的。

「您好，我是蘇維民。」我把電話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騰出雙手把領口翻下來。

那邊傳來的是一個平穩、克制、沒有任何多餘情緒的聲音，這種聲音我在官場上聽過很多次——不是那種裝出來的嚴肅，而是被訓練過的、把每一句話都當成保密文件來對待的聲音。「蘇市長您好，我這裡是國家安全機關。下周我將隨同首長到臨江視察，相關事項省委會提前通知您。今天這通電話，是想提前跟您溝通一件涉密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