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15)荒唐的過去

他頓了頓，確認我沒有插話的意思，才繼續說下去。「您有一位在交通大學時期的同學，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中文名伊薇。她目前擔任臨江市三家國有企業在歐洲的聯合總代理，同時是您和江曼殊女士的兒子的監護人。根據我們的檔案，她的父親是前蘇聯八一九事件後流亡海外的反對黨——全俄民主聯盟——的核心成員，該黨目前在法國、德國和波羅的海三國仍有活躍組織。近日軍方針對西伯利亞的維和行動遭到了部分蘇聯自由派流亡人士的公開反對，他們在歐洲議會和幾個主要國家的媒體上發起了針對中國維和行動的輿論攻勢。中央需要您利用好與伊薇女士的個人關係，嘗試通過她接觸該圈層，瞭解其組織架構、核心訴求和下一步行動計劃。」

他停了一拍，聲音壓低了些許。「這不是正式的任務下達，正式指令會通過省國家安全廳的同志向您當面轉達，並全程提供必要的支援和保障。今天這通電話，只是提前讓您有個準備。」

我把領口最後一顆扣子扣好，走到窗邊，伸手把窗簾拉開了一條縫。窗外的街道空空蕩蕩，路燈昏黃的光打在行道樹的葉子上，投下斑駁的影子。宿舍樓下停著一輛白色的麵包車，車頂積了一層灰，看不出在上面停了多久。我盯著那輛車看了幾秒，然後把窗簾拉回原位。

「我明白。我會做好準備。」我說。

電話掛斷了。我站在窗前，手裡攥著手機，屏幕慢慢暗下去。房間里安靜得只剩下牆上那只老式掛鐘的秒針在咔噠咔噠地走，和我胸腔里心跳的節奏。

薇拉。

我把這個名字在舌尖上滾了一遍，像在翻一本很久沒打開過的舊相冊。交大時期的薇拉——那時候她還叫伊薇，中文說得比大多數中國學生都標準，但偶爾會在捲舌音上露出一點東歐口音的尾巴。她是中蘇混血，父親是蘇聯駐上海領事館的外交官，母親是上海本地人。她在交大學國際貿易，和我同屆不同系，是在周教授的國際經濟政策研討課上認識的。她那時候總是坐在階梯教室的倒數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桌面上攤著一本俄文原版的《資本論》，書頁的邊角被她用鉛筆寫滿了批注，密密麻麻的斯拉夫字母在日光燈下像一排排整齊的螞蟻。

她不怎麼說話，但每次提問環節都會用最簡短的話問出最難回答的問題。有一次老頭在課上講休克療法對東歐經濟的衝擊，她舉手站起來，用三句話指出了老頭數據模型里一個被忽略了半年的變量偏差。整個教室安靜了五秒，老頭摘下眼鏡擦了擦，說了句「好」。

後來我知道她是蘇聯外交官的子女，再後來知道她父親在八一九事件之後因為屬於反對葉利欽的派系而被迫流亡。那場事件里，蘇聯的保守派沒能阻止葉利欽上台——但幾年以後，葉利欽自己也沒能坐穩。他的激進私有化政策導致了惡性通脹和寡頭壟斷，國民經濟幾乎崩潰。亞佐夫元帥在最高蘇維埃的支持下推翻了葉利欽政權，建立了以軍人技術官僚為主導的新政府，取締了一批親西方的自由派政黨。薇拉的父親所屬的全俄民主聯盟就是被取締的黨派之一，核心成員遭到逮捕或流亡，她父親帶著全家人輾轉經波羅的海逃到了法國。薇拉沒有跟去。她留在了中國，留在臨江，用自己手裡那點殘餘的外交人脈和精通中俄英法四國語言的能力，幫臨江的企業把產品賣進了歐洲市場。那是臨江製造業第一次直接接觸到歐元計價的訂單。她不需要參加任何招投標，不需要走任何灰色渠道，只要一封郵件、一通電話、一次在巴黎某家酒店大堂里的面對面會談，就能把訂單拿下來。臨江出產的服裝、玩具、電子零件，還有後來逐漸成規模的化工產品和稀土金屬，之所以能在歐洲市場站穩腳跟，薇拉的貢獻功不可沒。

從私人角度看，我更感謝她的不是那些訂單和外匯，而是另一件事。

她是我和江曼殊唯一兒子的監護人。

這個選擇說來無奈，但我別無選擇。當年那個孩子出生的時候，我還在市政府辦公室當副主任，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到家只能睡五六個小時。江曼殊——母親——在孩子出生後表現出了一種讓我費解的反復無常。有時候她會把嬰兒抱在懷裡，坐在沙發上唱上海灘的老歌，一唱就是一個多小時，眼睛里有我從沒見過的溫柔。但更多的時候，她會突然把哭鬧的孩子往我懷裡一塞，換上一身緊得勒出每一道曲線的裙子，塗上正紅色的口紅，摔門而去。她不會說去了哪裡。我在凌晨一點接到過她在酒吧打來的電話，背景音是一群男人划拳的喧囂和電子音樂的鼓點；也接到過夜總會老闆打來的電話，說「蘇先生，您太太喝多了，麻煩來把人接走」。最讓我心臟停跳的一次，是派出所打來的電話，說她在某個地下賭場里被臨檢的民警帶走了，因為同桌的幾個男人涉嫌設局詐騙。我去派出所領人的時候，她坐在走廊的長椅上，披著我的舊襯衫，頭髮散亂，眼線暈成了兩個黑圈，看見我來了，她對我笑了笑，說了一句「維民，你來啦」——語氣平淡得像是在家裡等我下班。

這些都不是最讓我崩潰的。最讓我崩潰的是，她每次離家出走，都帶著孩子。

她會把還不會走路的嬰兒用一塊印花背帶綁在胸前，踩著她那雙細帶高跟鞋，叫上一輛出租車，去上海看男模表演。她去甚麼地方，孩子就在甚麼地方。酒吧的霓虹燈照在嬰兒臉上，夜總會的重低音震得嬰兒哇哇大哭，賭場的煙味嗆得嬰兒不停咳嗽。我每次去接人的時候，看見的不是一個不稱職的母親——我看見的是一個被甚麼我看不見的東西折磨到靈魂扭曲的女人，而那個女人的懷裡裹著我的兒子。我接過孩子的時候，嬰兒的衣服上全是煙味和酒味，有時候還沾著不知道哪個男人留下來的古龍水香味，而江曼殊已經靠在出租車後座上睡著了。

這種極端不正常的氛圍對小孩的成長是不好的——這是我能對自己說出的最克制的表述。事實是，如果讓孩子繼續待在她身邊，我不知道他長到懂事的時候，會用甚麼樣的眼光看待這個世界。所以我做了那個決定。當薇拉把臨江的產品在歐洲市場站穩腳跟之後，我跟她談了一次。不是以同學的身份，也不是以市長和供應商的身份，而是一個走投無路的父親對唯一信得過的人托付自己最重要東西的身份。

「薇拉，幫我把孩子帶到法國去。那邊有好的學校，有安全的社區，有不會半夜把他從床上拽起來帶去看男模表演的環境。我可以付撫養費，付學費，付所有費用——」

她竪起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沒讓我繼續說下去。「蘇維民，我不用你的錢。公司在你手裡，公司在歐洲的利潤由我打理。每一筆利潤分成夠孩子用的了。」

她說不用就不用。這些年，匯豐銀行的轉賬記錄每一個季度都會準時寄回臨江，和轉賬記錄一起寄來的還有一張表格——格子線畫得整整齊齊，法文和中文雙語對照，歐洲辦事處的房租、人工、稅費、市場推廣費用，每一筆都列得清清楚楚。表格最下面一欄是「可支配利潤餘額」，那個數字每年都在增長。她把這些錢的一部分用於擴大歐洲市場的渠道網絡，另一部分存進了孩子名下的教育基金賬戶，剩下的全部匯回臨江。她從來沒有跟我要過一分錢撫養費。沒有在電話里提過一次「維民，孩子要上個鋼琴課，需要多少多少」。沒有暗示過歐洲物價上漲需要補貼。沒有。一次都沒有。

這些事，江曼殊都知道。送走兒子之後，她開始越來越肆無忌憚地和各種男人製造緋聞。先是李偉芳——她在臨江電視台時的老同學，後來去了新加坡發展。他們兩個到底甚麼時候開始的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有一次我出差提前回家，發現客廳茶几上放著兩只喝了一半的紅酒杯，煙灰缸里有被碾滅的女士薄荷煙煙頭。李偉芳不是最後一個。後來還有個攝影師，據說是在上海認識的，留著絡腮胡，專門拍那種昏暗燈光下的裸體藝術照。母親做過他的模特——不是那種穿衣服的模特。他們的關係持續了大半年，直到那個攝影師因為非法持有毒品被上海警方拘留，這段關係才無疾而終。

對此，我一次又一次地原諒她。她回來，我就把沙發鋪好，把熱水的溫度調到她剛好喜歡的六十五度，把她第二天要換的衣服疊好放在床尾。我不問她去了哪裡，見了誰，做了甚麼。因為我問不出口——問了她也會說，那種輕描淡寫的、帶著幾分挑釁幾分揶揄的語氣，像是在說你管得著嗎。與其聽她用那種語氣說出我不想知道的答案，不如不問。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手機屏幕上的時間從十點跳到了十點十二分。窗外的街道已經徹底空了，那輛白色麵包車還停在原地，車頂的灰塵還在。我伸手把窗簾拉嚴，轉過身走回書桌前坐下，從公文包里掏出記事本，翻到新的一頁，用鋼筆在頁首寫下：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下周隨團回京，需提前溝通。然後我把筆帽擰好，將記事本合上放在台燈下面。台燈的燈泡是暖黃色的，照在深藍色的封面上，把封面燙金的「臨江市人民政府」幾個字映得發亮。兒子現在大概上小學了，不知道他這些年有沒有怪過我，也不知道薇拉作為監護人，會怎麼跟他解釋他的身世。

我把記事本合上，台燈的暖黃色光暈照在封皮燙金的「臨江市人民政府」幾個字上。窗外的街道已經徹底沈寂，連那輛白色麵包車也不知甚麼時候開走了。我靠在椅背上，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記事本的邊角，腦子里卻還在轉著剛才電話里的那個名字——薇拉·安德烈耶夫娜·伊萬諾娃。然後一個念頭忽然冒了出來，帶著一種被反復驗證過太多次之後才會有的、近乎荒誕的確定性。

薇拉也討厭江曼殊。

我把這個念頭放在腦子里翻了個面，像翻一枚硬幣，正面是事實，背面還是事實。我認識的女人里，凡是和我有過稍微深一點交集的，不管是蘇紅梅、薛曉華、蘇晚，還是周教授的夫人、三師姐、省委組織部那位曾經想給我介紹對象的副部長——她們在討厭江曼殊這件事上，從來沒有出現過任何分歧。但薇拉不一樣。薇拉不是一個會被個人情緒左右判斷的人，她是那種能把私人好惡和職業操守放在兩個完全密封的隔間里的人，即使她討厭一個人，也不會在財務報表裡少記一筆應收賬款，不會在轉賬記錄上延遲一天。

可就連她也討厭江曼殊。

事情的起因要追溯到幾年前。那時候臨江的外貿集團剛剛在歐洲打開局面，薇拉作為三家國企的聯合總代理，在巴黎、法蘭克福和米蘭都設立了辦事處。江曼殊不知道從哪裡弄來了「臨江外貿集團歐洲商務考察團特邀顧問」的名頭——後來我才知道，她只是給外貿集團的一個副總打了個電話，那人在電話里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後還是沒敢拒絕市長夫人的要求。她就這樣拿著公務護照、花著外貿集團的考察經費，飛到了巴黎。

她到巴黎的頭三天，還真像個正經的考察團成員。薇拉後來在電話里跟我提過一次，語氣平淡得像在念一份會議紀要：「江女士參觀了里昂的紡織品展會，和當地兩家經銷商進行了初步洽談，反饋了一些歐洲消費者對臨江服裝面料的偏好數據。坦率講，她的審美直覺很准，提的那幾條面料花色的建議後來都被研發部門採納了。」我當時還以為這一次或許不一樣，或許她真的想做點正事。

第四天她就消失了。考察團的其他成員在酒店大堂等了一個小時，打她手機不接，發短信不回，最後只能按原定行程出發。過了兩天她才重新出現，穿著一身我在臨江從來沒見過的衣服——一件亮得扎眼的寶藍色裹身裙，料子是那種在巴黎高級成衣店裡才能買到的真絲緞面，脖子上多了一條梵克雅寶的四葉草項鍊，手袋換成了愛馬仕的鉑金包。考察團的人問她去了哪裡，她把墨鏡往上一推，笑著說：「去見了幾個老朋友呀。」那些「老朋友」後來被證實是兩個在香榭麗捨大街上經營奢侈品店的法國男人和一個自稱是獨立藝術策展人的摩洛哥裔法國人。她在那幾天里刷爆了考察團的公務信用卡，消費記錄包括香格里拉酒店的總統套房、米其林三星餐廳的雙人晚餐、以及巴黎春天百貨里一筆折算成人民幣將近二十萬的購物賬單。

事情鬧大了。外貿集團的財務在月底對賬的時候發現異常，把電話打到了薇拉的辦事處。薇拉連夜從法蘭克福趕到巴黎，拿著消費清單逐筆核對，然後她做了一件事——她沒有把這件事捅到臨江市紀委，也沒有給任何國內部門打電話，而是自己掏錢先平掉了那筆超出預算的窟窿，然後把所有消費明細整理成一份表格，用加密郵件發給了我。郵件正文只有一句話：「蘇市長，共計人民幣伍拾叄萬柒仟捌佰元整。我已先行墊付，此事暫未擴散。請盡快處理。」

我收到郵件的那天晚上，在辦公室里坐了很久。五十三萬七千八，我那時候的工資不高，市長年薪和各種補貼加起來，拿得也不多。我把存折翻出來算了一遍又一遍，最後動用了自己存了好幾年的積蓄，又退掉了一張買了不到半年的定期存單，才把全額匯到了薇拉指定的賬戶上。臨江市紀委至今不知道這件事。那張存單是我給自己攢的買房首付，當時打算買一套離市府近一點的小兩居，這樣就不用在凌晨加班結束後還得打車回宿舍。那張存單我從存進去那天起就沒取過，一直放在辦公桌抽屜最下面的信封里，覺得那是種穩定的象徵。取出來之後，我也沒跟任何人提過。

薇拉在收到匯款之後給我回了一條消息，只有短短一行字：「款項已收到。按程序要求，該事項無需擴大知悉範圍。祝好。」她沒有評價江曼殊的行為，沒有說不客氣，沒有任何情緒化的表達，連一個感嘆號都沒加。但我知道——她知道那筆錢是我個人匯的，不是財政撥款，不是單位報銷，是我蘇維民自己存折上的錢。她在幫我，用一種沈默的、不留痕跡的、不讓我難堪的方式幫我兜住了底，把國家損失補上了，也等於保住了江曼殊的一張臉。江曼殊後來連句謝謝都沒有帶給薇拉。

她不是不知情。她只是不在意。甚至在那件事之後不久，她還跑到薇拉在臨江的臨時辦公室——那個辦公室設在華民集團老樓里，是薛曉華免費借的——當著好幾個外貿集團員工的面，指著薇拉的鼻子罵她是「勾引我老公的洋婊子」。起因僅僅是薇拉通過我秘書安排了和我半小時的工作會談，討論當年對歐出口的配額調整方案。江曼殊不知道從哪裡得到消息，衝到辦公室，把薇拉桌上的一疊報關單抓起來甩在地上，用她那雙新做的美甲指著薇拉的臉。薇拉從頭到尾沒說一句話。她只是從椅子上站起來，彎腰把散落一地的報關單一張一張撿起來，按順序重新碼好，然後抬頭看著江曼殊，用她那種四國語言無縫切換的從容語氣說了一句：「江女士，蘇市長還有二十分鐘才到。您可以在旁邊的會議室等他。」

這件事薇拉一個字都沒跟我提。是當時在場的一個外貿集團副經理——那人的妻子是我辦公室里的文員——在很久以後的一次聚餐上無意中說漏了嘴。「蘇市長，您那個同學人真好啊，被太太那麼罵都能不動氣。」他把當時的情形繪聲繪色地描述了一遍，我端著酒杯聽完，一言未發。第二天我讓司法局的人查了江曼殊闖入企業辦公場所毀壞文件的行為在法律上屬於甚麼性質，然後默默地把它和之前那些我替她收拾過的爛攤子一起，鎖進了辦公桌最下面的抽屜。

可即便是這樣，薇拉依然沒有中斷對臨江的服務。她既沒有打過一個電話跟我投訴，也沒有在任何一份季度報告里夾帶私人情緒的只言片語。她的郵件永遠是老五樣：歐洲市場當季銷售額、主要競品分析、政策法規變動、下季度營銷建議、附件——匯豐銀行轉賬記錄。臨江市政府用她和她的團隊賺回來的寶貴外匯乾了不少正事。我們可以用這些錢引入外資產業園，讓德國的汽車配件項目落在臨江城東的工業區；可以扶持本土生物科技企業，讓華民集團的生物制藥板塊在港股成功上市；可以推進電子產業升級，把老碼頭上那片棚戶區改造成集成電路設計基地；還可以翻修全市的主幹道、重建年久失修的排水管網、在城北新城區新建兩所九年一貫制學校。臨江老百姓可能不知道，他們孩子上的新學校，有一部分教室的空調是用臨江出口到歐洲的服裝和稀土從歐盟市場賺回來的歐元間接採購的，而那個賺歐元的人，在被市長太太罵成婊子之後，依然會準時用一紙郵件，把利潤經過匯豐銀行轉回臨江。